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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板橋。 網上圖片
鄧忠強
說到鄭板橋（1693—1765），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他說的「難得糊塗」。其實，這位「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而且當過十餘年七品官的「縣太爺」，一點也不糊塗。他的不糊塗，主要體現在他懷有一顆真正愛民的赤子之心，所言所行都充滿了深厚的平民情懷。
鄭板橋出仕較晚，直到1742年50歲時，才初任山東范縣縣令。封建時代的固有觀念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就博得了飛黃騰達、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機會。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個誘惑實在太大。然而，鄭板橋對讀書做官之途有清醒的認識，他告誡自己的堂弟鄭墨：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家書．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可見他對那些汲汲於功名利祿的士大夫是何等的鄙視。
那麼，這位板橋先生又是如何做官的呢？「立功天地，字（愛撫）養生民」，是他的夙願，也可視為他的為官之道。所以他現在做了官，更加關注民間疾苦，想方設法為民眾排憂解難。
當了范縣縣令之後，他想到的不是如何衣錦還鄉，驕倨故里，而是憂慮底層民眾的困厄。在第一封家書中，他披露自己的心境說：家鄉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採摘）荇葉、蘊頭、蔣角（三種水草）煮之」，過著辛苦窮困的生活，「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他噙著熱淚，在信中囑托墨弟把自己的俸錢分發給貧困的親友，要他「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務在金盡而止」。
其實，作為一個清官的板橋並不富有，但他卻認為自己沾了父老鄉親的「福澤」，所以現在要把「福澤」還給他們。（《家書．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由此看出，鄭板橋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施恩於民，而是在盡解除民生疾苦之責，這種境界比那些居高臨下的施捨者不知要高出多少。
1746年（乾隆十一年），鄭板橋由山東范縣縣令調任濰縣縣令時，恰逢荒年，百姓餓死不少。板橋以救人為急，不待申報就開倉救災。《清史．鄭燮傳》記載道：「（鄭板橋）官濰縣時，歲歉，人相食。燮大興修築，招遠近饑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戶，令開廠煮粥輪飼之。有積粟責其平糶，活者無算。」鄭板橋先後在范縣、濰縣做過兩任縣官，兢兢業業，愛民恤民，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實事。他在一首畫竹詩中寫道：「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夜深難眠，聽到風吹竹林，聯想到黎民百姓的呻吟，彷彿那搖動的一枝一葉就如受苦受難的百姓，牽動著自己的思緒愁腸，深切關懷之情油然而生。
鄭板橋始終保持著平民化的本色，他反對頤指氣使、作威作福的官氣。按封建時代的「常規」，「縣太爺」出行時，衙役們喝道清場，八面威風，小老百姓見了都得趕緊肅靜、迴避，等官老爺走過去之後再走路、做事。鄭板橋對官員們顯示這樣的風光派頭十分反感，專門寫了一首《喝道》詩：
「喝道排衙懶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進，慚愧村愚百姓心。」
板橋很想深入下層，了解民情，但他手下那些「抬轎子」的衙役皂隸卻在那裡吆五喝六，狐假虎威；他大約也制止過，但這是老傳統、老規矩破不了，禁而不止，後來他也就「懶不禁」了。所以更多的時候，板橋喜歡微服私訪，有時一個人單獨行動，有時帶個書僮。他足踏草鞋，白水一杯，不顧荒途勞頓，深入鄉間，訪貧問苦。「慚愧村愚百姓心」，對民生的艱難充滿了自責與愧疚之情。
更讓板橋先生感到痛苦的是，由森嚴的等級製造成的壁壘，使得民間下情不能上達，民與官之間產生了梗阻和裂痕。他在《范縣》詩中說：「尚有隱憂難盡燭，何曾頑梗竟能馴。縣門一尺情猶隔，況是君門隔紫宸。」
鄭板橋與老百姓的關係較好，但他仍然覺察到官與民之間的隔閡很深，仍然感到民間的「隱憂」難以洞見。小小的縣衙門尚且難進，何況隔著君門的紫禁城呢？換言之，封建專制下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等級秩序，又怎能不在官民之間築起一道道厚厚的障壁呢？這層層「官門」，必然隔斷百姓的苦情和冤情，使得他們不見天日。應該說，鄭板橋對於世道弊病的觀察很深刻，但是也很無奈。所以，他從內心深處呼喚著平等，並身體力行，跋山涉水，希望能夠了解更多的下情，為民造福。
1753年（乾隆十八年），61歲的鄭板橋又一次為民請賑，終因得罪權貴而被罷官。離開濰縣時，當地百姓攔道挽留，痛哭失聲，家家畫像以祀，並建生祠紀念他。板橋寫了《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一詩說：「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他兩袖清風地離開了官場，但他心志不悔，寧願歸隱也不肯隨世沉浮。正如他曾在《家書》中說的：「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這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縣太爺的「好人觀」，儘管有一定局限，但用之於為官，時刻以民生為念，至今仍給人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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