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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杰教授。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反映了傳統中國人理想中對人生規劃的不同層次，而當中「天下」一詞的語義亦隨著時代的推進而產生變化。四川大學歷史文代學院教授王東杰早前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分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之形成與瓦解，以及自十九世紀中晚期以來「國際」觀念如何慢慢被建構出來。
「華夏中心論」與天下秩序
王東杰教授在講座甫開始時便指出，「天下」觀念主要依循兩不同的圖式發展：政治統治圖式及文化方位圖式。從政治的層面來看，早於商代的時候，我們便可透過殷人所行的「五服制」來理解中原王朝與其周邊族群的關係及互動。所謂「服」，是指「服事天子」之意；而「五服」，便是以王畿為中心，按相等遠近作正方形或圓形邊界，依次劃分區域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離王畿越近的地區，被視作較文明的領域，當地諸侯需要繳納的穀物及承擔的義務便越多；相反，「要服」和「荒服」為與王城相距較遠的「夷地」，因此也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一直到周朝，「封建制」（封土建國）便正式建立出以「天子」為「天下共主」的秩序。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可分封周姓和功臣到各要地；而被封的「諸侯」在封國內對「卿大夫」繼續分封；卿大夫再將土地和人民分賜給「士」。分封制下，下級對上級需承擔繳納貢物、軍事保衛、服從命令等義務，因此逐漸形成了以周天子為首的等級制度。雖然西周後期封建制度開始瓦解，秦滅六國後，更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制度，但封建制度對「天下」觀念的形成在歷史研究中實為意義深遠。
另一方面，從文化的角度看，「天下」在地理上的意義以外，亦形成了一種強大的道德與文化力量，為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言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思是，「亡國」不過為改名換姓，是政權的失落；及至於「亡天下」，則已是仁義禮樂盡失，成了道德的失落。雖然顧炎武指控的是滿清以外族身份入主，剃頭改制，使漢文化失落，但當中把「天下」置於「國」之上的概念，實值得我們留意。面對「夷夏之辨」，王東杰指出，儒家追求「和而不同」，並不主張隨便改變他人的生活習性。因此，在歷史上，雖然對外戰爭時有之，但整體來說，仍是以懷柔及羈縻的政策對待夷狄，以維持天下的秩序。而在個人修養方面，亦是「內外有則，反求諸己」；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求的便是道德上的個人主義，「修身」後才能整頓家國，治理天下。
中國進入「世界民族」之林
「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始於明末。公元1584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印製了《坤輿萬國全圖》，儘管此圖在圖形輪廓和文字說明方面還有很不精確甚至錯誤之處，但在當時已不失為東亞地區最詳盡的世界地圖。此外，雖然利瑪竇為討好中國人，特意把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但這並不改變當時明朝人對西洋各國的地理位置已有一定認識、眼界大開的事實。利瑪竇之後，艾儒略編譯的《職方外紀》、畢方濟、南懷仁於康熙年間印製的《坤輿全圖》、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均進一步擴展了中國的地理知識。
政治上，清末的中國亦開始進入國際大舞台。在晚清以前，因中國一向不承認與其他國家的平等關係，一直便以對待外藩（以朝貢相關事務為主）和處理商務的態度來看待與其他國家的關係。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中國首個正式的外交機構，由最初主持外交與通商事務，到後來擴大至管理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權力越來越大，舉凡與外國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無不歸該衙門管轄，成為清政府的重要決策機構。及至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由英國人惠頓撰寫的《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刊行，中國正式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國際知道的傳入是新的世界觀念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鄭觀應便從《萬國公法》中懂得中國乃世界一國，而非世界的中心：「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
最後，「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對中國人帶來極大的文化衝擊。自晚清起，西學東傳，根據錢穆的說法，中國人漸漸意識到「長城以外」的世界，開拓了「耳目之知」，這亦成了當時一連串變法運動的理論根據。譚嗣同所言之「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亦謂如此。
面對「國際」，重建「天下」胸懷
經歷現代化的洗禮，「天下」的觀念已被「國際」取代。「國家」的地位得到高度提升，各地的空間被壓縮得很少；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一個國家的事情往往也是國際間的議題，國家的利益因此成了政策上首要的考慮。面對「國際」，作為世界的一員，王東杰認為，我們要重建「天下」的胸懷，不要凡事均依賴外交手段來解決。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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