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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孫中山與陳嘉庚》。
——「孫中山與他的新加坡同志」展覽記
辛亥革命中的許多故事是在南洋新加坡書寫的。彼時的華僑們傾注全力、耗盡家財去援助祖國的共和革命運動。華僑們的默默無聞為他們贏得了「俏也不爭春」的美名。近期開始直至四月中旬結束的「孫中山與他的新加坡同志」展覽，在康文署下轄的孫中山紀念館與公眾見面。領略這一段歷史的細節，便能體會到，要建立共和，是多麼的艱辛不易。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選擇在半山之處的孫中山紀念館舉辦「孫中山與他的新加坡同志」文物史料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裡不僅僅留下過孫中山的足跡，同時也是香港聯結新加坡與中國內地的歷史見證。在中上環文化存留的印跡中，尋覓華僑中的革命家，成為一種懷古和反思。
歷史的背景回溯
陳列室中的一幅幅照片，講述了南洋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為了整合全部反滿共和革命力量，也為了在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君主立憲黨的博弈中取得關鍵性的勝利與突破，孫中山、黃興等人正式將興中會、華興會以及光復會這三大反滿共和派組織整合為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政黨雛形的革命政黨，並在1905年的夏天，於日本東京舉行了同盟會成立大會，選舉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以《民報》為黨的機關報，並正式確立了「驅逐靼辱、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中國革命從此面貌煥然一新。
依據當時的時代背景，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極為封閉，參加中國同盟會的骨幹力量，主要由兩大類人群構成。一是留學生，他們主要進行武裝起義以及革命宣傳的具體實施；另一部分，就是已經移居海外的華僑。而這些華僑中，又以居住於東南亞的華僑數量最多。華僑主要的作用和貢獻，便是用自己的資金來幫助共和革命人士訓練士兵、購買武器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的幫助。因此，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華僑群體，直接把握著革命黨人的經濟命脈。如何調動華僑參與革命的積極性，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06年，孫中山正式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會分會，以主要負責在南洋的革命策劃以及組織活動。這其中，最為有名的一處地址，便是位於新加坡的晚晴園。這裡成為了革命黨人在東南亞地區的一處重要集會地點。未來共和國旗幟的設計、一次次武裝起義的謀劃，都是在晚晴園這個建築中完成的。而今次在香港舉行的展覽，也是由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與本港的孫中山紀念館合作舉辦的。
鮮為人知的「星洲三傑」
所謂「星洲三傑」，是指在共和革命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張永福、陳楚楠以及林義順三人。他們三人以及手下的革命同志，全心全意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志業，不但成立了同盟會在南洋的分會，還自辦報紙、宣傳革命，在資金以及物質上大力協助中國的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不僅如此，每當遭逢起義失敗或國內的共和派義士遭到清政府的通緝，出面營救革命戰友的，也是「星洲三傑」，從而為將來的共和體制留下了寶貴的人才和守護力量。張永福出身於新加坡的富商家庭。1906年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時，他擔任副會長。陳楚楠則是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華人，也同樣來自於一個富裕的商業家庭。而林義順則是張永福的姨甥。
是次展覽陳列了「星洲三傑」的各類珍貴照片、名人書法、文史資料以及其它實物等展品。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在新加坡進行的傳媒業務拓展與革命宣傳。晚晴時期新加坡的《圖南日報》也陳列於展覽室中。從展品提供的信息顯示，早在1904年，陳楚楠就與張永福合辦了《圖南日報》，成為了宣傳共和理念、對抗專制體制以及立憲派輿論的重要利器。這也是南洋第一份公開宣揚革命理論的傳媒。在辦報初期，由於報紙銷量不好，負責報紙發行的張永福決定採取市場模式，向每一份報紙購買者贈送日曆，以此來提高報紙的銷量。孫中山先生就是在看到張永福隨報贈送的日曆之後，了解到《圖南日報》反滿共和的主張，遂決定親自拜會這些南洋革命家，並最終在1906年相見。
而林義順在當時的工作則顯得「前線」味十足。在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後，他的主要工作是聯絡革命同志以及為中國的武裝起義與革命活動提供武器、各種物資以及資金。這要冒相當大的風險。為了能夠讓各種革命活動順利展開，他專門整理了合計二百五十人的新加坡同盟會成員名單。1929年，他重新編制了《新嘉坡前中國同盟會諸同志姓名表》，贈送於政府，永作存證。這一名錄，也是此次展覽的展品之一，讓參觀者在心中去默念這一個個神聖的名字。為了表彰林義順出生入死的壯舉，孫中山在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親自向林義順頒發了《旌義狀》，作為表率，永世垂範。這份非常珍貴的《旌義狀》，此次也與公眾見面。從中，能夠感受到當時的政府對於榮典頒授是多麼看重。
謙遜美德的印證
共和革命與改朝換代的最大區別在於：共和革命的目標是人人平等；改朝換代則是製造了一批新的特權階級。正是革命目標的崇高，新加坡這些積極參加過晚晴共和革命的華僑，才會有「俏也不爭春」的美德，而陳列的展品，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無論是革命前還是革命後，林義順一直都堅定地支持孫中山的事業。在革命後回國效力的歲月中，他都是擔任技術和具體業務方面的諮詢工作。周遭的人士回憶起這個來自南洋的華僑，都稱頌他沒有官威、為人謙和。展覽資料介紹，1936年病逝的他，被政府以隆重的國葬安息於中山陵旁，繼續與曾經追隨的領袖同在。
在有關陳楚楠的展品中，他的私人印章，尤為引人注目。這一私人刻章，並非以陳楚楠的名號為內容，而是刻上了「結愛國緣」四個字，令人感佩而動容。他親自負責過鎮南關、惠州、防城港等大型武裝起義的物資接應，一次次穿梭於戰場的硝煙與炮火之中。但是，在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後，他從未居功自傲，反而聽聞福建因為財政緊張、政府難以為繼時，依舊組織海外的華僑支援祖國的復興，因此獲頒政府嘉獎。這些貢獻，絕非用金錢可以衡量。上世紀三十年代，陳楚楠就返回新加坡繼續經商，做回了一個普通的商人。即使在辛亥革命後任職於政府的歲月裡，和林義順一樣，他也主動禮讓，只是擔任參議、顧問之類的職務，貢獻自己的才智，而不求取回報。
從展品的介紹中可以明悉，「結愛國緣」被解讀為「祖國之愛引領於己」。華僑們覺得奉獻共和革命是一種光榮。展覽傳遞的信息很明確：如果沒有華僑們的慷慨解囊，便不會有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而這些革命的功臣，也確實是在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因為他們有著俏也不爭春的謙遜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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