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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頒授的旌義狀。
華僑乃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總結辛亥革命歷程時發出的由衷慨嘆。漫步於廣州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在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字泣聲中，走到自由女神雕像前，仰望象徵民權與自由的聖火，則往來路人，均被矗立於自由火炬後方的一排排致贈匾額所吸引。而這些匾額，幾乎盡為海外華僑及其團體所贈送，足見華僑在革命中的地位。
孫中山先生早年到香港修讀西醫課程時，眼見社會風尚純良、秩序井然、官民一體、奉公守法之景象，便深刻反思：為何在滿清政府的統治下，祖國卻是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貪腐橫行、世風日下？這些，構成了孫中山比較中西方文化與社會形態的開端，更是他啟蒙共和思潮的開端。
從孫中山的例子能夠看出，當晚清的國人開眼看世界時，他們好似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和慨嘆。在海外尤其是南洋華僑支援祖國革命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是商人階層。這些有著崇高理想的華商，最能夠有感而發的，便是歐美近代文明下的社會平等體系。中國的傳統是重農抑商，商業階層沒有地位。即便是到了晚清，國家主體的經濟仍舊是「官督商辦」。商人見到官員，仍然是行跪拜禮，商業盈利多數上繳國家，毫無平等可言，民間自主社會無法形成。而彼時的歐美及其屬地，商業文明已經大放異彩，商業階層以及由他們衍伸出來的打工族、城市服務行業，和官員平起平坐，實現了階層平等。為了保障各階層的平等地位和財產安全，必然需要自由、法治與民權。因此，當時海外與晚清中國營商環境的重大差異，其實就是社會形態的一個根本寫照。
不少華僑，自己離開了中國，但是有著濃厚大家族傳統的他們，無法忘卻故土的親人。他們不僅要自己享受幸福，也要讓家族甚至整個國族都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清廷治下的祖國與外部世界的比較，讓他們有了切身的體會。因此，追求平等、求得幸福，成為華僑們當時積極參加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動機。平等，在那時根本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代表著打破中國社會千年來的皇權道統。張永福在回憶錄《南洋與創立民國》一書中曾明確點出華僑們參加共和革命的目的：「四萬萬同胞得以恢復自由，長享平等之福。」
所以，華僑要不斷地支援中國的共和革命的動因，以往的反殖民史觀解讀為「深受列強壓迫，冀望祖國強大，故而支持革命」。但歷史的演繹則有另外一種解釋。其實，彼時的華僑們對近代文明並不排斥。他們不能接受的，是「此類文明，中國人享受不起」的說辭。因為，在華僑的心目中，有一個理想國——自由平等之華夏。這是他們對未來中國的遙望和期盼。
每一個人的自由，就是中國的自由。真正的民族解放與獨立，不僅僅是擺脫外敵入侵，更是要讓每一個中國人不因出身的差別、不因地位的高低、不因財富的多寡，而能夠平等、尊嚴、快樂地生活在這片國土上。正是因為有了華僑們對這種自由的無限追求，中國人才一次次在理想國之夢的激勵下，能夠在橫逆的環境中激流勇進，堅決不向保守頑固的舊勢力低頭，揮灑出庶民主義的勝利和光芒。
無數的華僑，構寫了近代中國史最為動人的場景：身在恬靜的橡膠園中，卻愁容滿面地思考著故國的未來；法律上，他們移民了；情感上，他們一直留在中國，並與那些人在中原、心在權位的腐朽集團，作拚死一搏。華僑們深刻領會「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真諦，出錢、出槍、出人，甚至親自衝鋒陷陣、犧牲疆場。朗朗青天下，白日耀中華，先烈之血滿地鮮紅。他們為何如此之「愚鈍」——因為他們的心中那個民治、民享、民有的理想國。正是這個充滿了悲情和希望的夢想，讓他們從來置身於中國進步的潮流之外。緊追世界文明，邁入普世大同，這將是中國人在新時代發揚晚晴華僑奉獻精神的新理想、新動力。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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