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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國都皇城外的景象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謚文忠，中國吉州廬陵（今屬江西）人，天聖進士，曾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曾合修《新唐書》，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文集》傳世。他以文氣的理論，展現王朝興衰的圖景，以及知識分子道統擔當的決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在強調經世致用、以史為鑒的今天，文學的作品還有多大的歷史回溯與警惕功能，已經是一個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問題。文學不僅僅是愉悅身心的方式，同時也是中國人自古對歷史和往昔生活經驗的總結。家國天下，亙古如此。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自身將文氣的理論運用於《新五代史》的編纂中。其目的，就是為了警醒統治者，必須勤政愛民，親賢臣、遠小人。以古非今，似有可議之處，但箇中良苦用心，令人動容。
文氣的理論演進
文氣，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曹丕《典論．論文》認為：「文以氣為主」。 作家的氣質才情決定作品的風格特色，氣質稟賦論（由王充發展而來）。劉勰《文心雕龍》認為：作家的气是根本性的，它是才能和志意的基礎，作品風格有剛柔之分，是由於作家具有不同的氣質。與曹丕的觀點一脈相承，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後天學習的作用，認為才氣和學習兩者必須配合。作品的風貌來自作者的氣質稟賦，而作品的骨力著重於語言的運用。同時期的鍾嶸等人也提到過文氣。總的來說，文氣可以泛指作品的氣貌和風格，也可以專指剛健的氣貌和旺盛的氣勢。
唐宋時期，在氣貌之外還加入了關於作者思想道德的內容，在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家中表現尤為突出。具體說來，就是以儒家孔孟之道為思想基礎的浩然正氣。道是更為根本的東西，道決定氣，氣決定文。例如，文天祥的《正氣歌》，便是以道德、大義的擔當來彰顯出氣的價值和精神。於是，這一時期把「文以氣為主」的觀點發展成為「文以理為主」
在元明清時代，文氣的概念又發生了演化——「文以神為主」。這裡的神也指作家的才智性格，與之前的氣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不過如劉大櫆批評了「專以理為主」的說法，思想需要配合神氣、音節、字句。也就是說，神氣是虛的，要通過音節字句來體現。所以，用文氣說來分析具體的文章，主要可以從作家的思想、作品的風格、遣詞造句等幾個方面來看。
歐陽修的文學觀
歐陽修四歲喪父，由其母鄭氏教養。為人勤學聰穎，家貧買不起文具，便「以荻畫地」。天聖八年（1030年）中進士，官館閣校勘，景佑三年（1036年），因直言論事貶知夷陵。慶曆中任諫官，支持范仲淹，曾致書高若訥《與高司諫書》，責其不諫，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誣貶知滁州。翰林學士王安石推行新法時，對青苗法有所批評。歐陽修個性固執，不懂變通。
歐陽修身體不好，晚年隱居穎州，自號六一居士。六一乃指珍藏的書本一萬卷，三代以來的金石遺文共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與自己一老翁也。
歐陽修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西昆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其散文代表作有灑脫玲瓏的《醉翁亭記》、《秋聲賦》。王安石評定歐陽修的散文風格：「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轍稱其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文理自勝」（《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清代袁枚說：「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
有宋一代：中國歷史觀的轉向
宋朝建立後，非常重視對於史書的編修，特別是當代史的編修。這主要表現在宋朝政府不僅設置專門史官負責編修史書，而且也不禁止私人修史，有一套分工明確、相接有序的修史體系和制度。宋代的史學領域有新的開拓，宋代史學家對史實的評論，也散見於他們的各類史著當中，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以「臣光曰」開頭所注明的對史事的評論，歐陽修《新五代史》中以「嗚呼」開頭的史實附論等。這些評論，或短短一句，或洋洋千言，內容極為廣泛、豐富，是著作者歷史觀、政治觀的鮮明體現。
直書實錄是中國古代的一條重要治史原則，從中國古代史學縱向發展過程看，宋以前的史學基本上是以敘事為大宗，以確立事實的「實錄」作為史學的重要任務，而不是以解釋歷史和討論歷史哲理為重。進入宋代，伴隨著理學的產生和發展，理學對史學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主要表現就是引起史學理學化和哲理化的傾向。首先追求的是道義的真實，而把史料的真實放在次要地位。
正是由於宋代史學的理學化、哲理化，導致了宋代史論風氣的活躍，使宋代許多史評著作、史著中的史論，大都以道德為本位去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討論歷史的盛衰。歐陽修是北宋理學思潮的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
歐陽修的大成之作：《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北宋歐陽修撰，是唐代以後唯一私修正史。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成書。乾隆時，因薛居正《舊五代史》列為正史，歐史改稱《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本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譜十一卷、四夷附錄三卷。記載自後梁開平元年（907年）至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歷史。
《新五代史》撰寫時，增加了「舊五代史」所未能見到的史料，如《五代會要》、《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唐餘錄》、《九國志》等，因此《新五代史》在《舊五代史》的基礎上更加翔實。但《新五代史》對舊「志」部分大加繁削。歐陽修寫《新五代史》時，踵孔子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寓褒貶，重議論。並強調君臣封建思想，史論常用「嗚呼」二字發端，發表感慨議論。
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反對保守落後的史學傳統，不立《五行志》，只立《司天考》以記天象和曆法。他駁斥了鬼神能降福於人的邪說，斷言禍福的發生取決於人事不取決於天，「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認為以天參會妨礙人們正確地處理問題，總結歷史經驗。
評價一個時期的歷史人物的標準，主要取決於史學家對這個時期的總體估價如何。他強調忠孝。歐陽修的忠孝觀說到底是為他的尊王思想服務的，而尊王思想又是為地主階級政治服務的。由此可見，歐陽修評價五代歷史人物的思想和其其他史學思想決非沒有聯繫，而是一個完整系統的統一體。儘管歐陽修還從攘夷、貪廉、愛民、能政等角度，評價過歷史人物，但最主要最核心的卻是「忠孝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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