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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蝴蝶
《三生三世》是聶華苓的自傳作品，香港導演陳安琪將之搬上銀幕拍成了紀錄片，去年在香港和台灣進行了展映，早前，陳安琪攜作品《三生三世聶華苓》來到新加坡華語電影節並參加了訪談。
聶華苓的「三生三世」，是指自己從內地、台灣到美國的飄零歷史，其實也是中國人在上世紀的磨難史。她在武漢的戰亂中長大，就讀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在內戰要結束時，因為出身桂系軍閥的父親是被共產黨軍隊所殺，她決定帶全家人逃到台灣。在台灣，她參與了《自由中國》的編輯工作，與一批具有民主政治訴求的知識分子雷震、殷海光共事，其後他們都受到政治迫害，同事們接連入獄，她也被國民黨當局監視。這次她又選擇了逃離，與保羅．安格爾相愛，跟著他去了美國，一同建立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成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在她愛荷華的小樓裡，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其中有許多來自冷戰後期與美國敵對的國家。曾經有以色列和伊朗這兩個戰爭敵對國的作家一起來，從開始的互相扔擲酒瓶吵架，到項目結束時在機場抱頭痛哭，用「紐帶」或者」橋樑」來形容這個寫作計劃似乎都不夠深刻。這個寫作計劃最先請來的華人作家是在台灣思想左傾、激進的陳映真。文革結束後，能夠邀請到的第一批內地作家是蕭乾、丁玲。在紀錄片裡，根據聶華苓回憶，最先一批到來的內地作家非常沉默，幾乎不表達任何觀點。再到後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佔領了八零年代文學陣地的名字，都一一出現在聶華苓的邀請名單上。後來，陳映真又來了，還見到了青澀的王安憶與她的母親，時任上海作協主席的茹志娟。
在這部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陳安琪幾乎採訪了所有參加過寫作計劃的華人作家，因此這部紀錄片也營造了一個頗具意味的語境——通過台灣、內地和香港的作家對聶華苓的講述、評價和回憶，話語互相交錯指涉，成為三地當代文學界的互文。蔣勳講述他帶著丁玲去紐約看摩天大樓以觀察這位老革命家的反應；余華以一種物資貧乏時期的腔調講述聶華苓的艱苦樸素——翻來覆去的說著一個在經濟上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故事；格非講的是作家個人的苦痛——如果不是出於虛榮心，他說，那麼作家決定拿起筆來寫作就是因為個人割裂與痛苦；遲子建的故事，則關於聶華苓如何給她展示自己身後要穿的一件美麗的絲質旗袍。
在訪談中，不少新加坡觀眾都談到了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聶華苓給自己的標籤是「一個異鄉人」，在內地是被孤立的日租界的孩子，到了台灣是外省人，在美國人們認為她是中國人。影片末尾，年邁的聶華苓在美國小鎮的超市裡孤獨、緩慢的行走，孑然一身給墓園裡的保羅．安格爾上墳。原本她擔心聶華苓會對這些不迴避悲傷的鏡頭不適，然而，她收到聶華苓回應的郵件，只有一句話：「I am tou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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