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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鄉飲酒禮，是由官府主持的鄉人聚會飲酒時的禮儀，自先秦出現以後，一直到清朝光緒年間才被廢止。其作用是勸勵人們尊敬長老，強調尊卑之序。有了科舉考試之後，也通行於儒學。《新唐書．禮樂誌》載，唐太宗時期，州貢明經、秀才、進士以及旌表孝悌，均須舉行鄉飲酒禮。到了明朝，朱元璋不僅用它來懲惡揚善，還把它的形式也發展到了極致。
朱元璋對於法規宣講的重視，可謂前所未有，做到了年年講，月月講，不僅有各種宣傳，輔導講解，甚至還要求人們熟練背誦。對於普通百姓，是「每季行之於里中」；對各級官員也沒有絲毫放鬆，「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在鄉飲酒禮中，他也沒有忘記突出宣讀法規的內容。洪武十六年還頒行了統一的程式，規定府州縣各級，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酒肴則於官錢約量支辦，那就是屬於公費招待的。儀式開始時，照例有個主持者的開場白：「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接著就是唱讀律令了，這時，「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他們必須恭立在正席周圍，一直等到宣讀完畢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這種儀式不僅行與儒學，還行於鄉間里社，以一百戶為單位進行。「除乞丐外，其餘但係年老者，雖至貧，亦須上坐，少者雖至富，必序齒下坐，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同樣，有過犯之人，不管是否年長還是富人，「須坐於眾賓席末，聽講律、受戒諭」。如果他們不肯去赴會，或者敢強橫、依仗權勢強行坐到了不該坐的上位，就屬於「頑民」，那是要受到流放邊遠處罰的，主持者及與會的眾賓，如果不能秉公品定，或者失察，讓他們坐了不該坐的上位，也是要與之同罪的！
宛平縣令沈榜在他的《宛署雜記》中，記載了與大興縣共同舉辦一次正月鄉飲酒禮的具體規模是：上席六卓，上中席五卓，中席二十六卓，下席八卓。有趣的是，各個等級所上食品種類大致相同，卻分別用銀二両，一両三錢，六錢三分和三錢三分。所用豬、羊、牛肉分別為八斤，五斤，三斤和二斤。上席僅這三種肉，加起來就達二十四斤！此次所花銀子為柒拾柒両壹錢伍分，而一頭牛的價錢為八両銀子。
因為鄉飲酒禮中的座位是關鍵，所以朱元璋對此多次強調要認真對待。洪武十八年，他又大誥天下：「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罪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可謂做到了物以類聚，表彰了守法者，羞辱了作奸犯科者。反正好人是從壞人裡挑出來的，壞人也是從好人裡挑出來的，流放到邊遠地方的人還可以重新排座次。但強烈的光線照射出的陰影也必然特別濃重，坐上席、下席的，老是那幾張固定面孔的逐漸流於形式，似乎也未必真能起到多少懲惡揚善的效果。
洪武二十二年，又有了具體化的規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為一席，坐於上等。」而「有因戶役差稅遲誤，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為一席。」他們就只能坐於中門之外了。那些「曾犯姦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為一席」，他們被安排在東門之內。三種人善惡不許混淆，連每席執壺供事的人，也要各用同一類人家的子弟！於是，壞人想變成好人也就難了，好人也只要但求無過就萬事大吉了。
舉行鄉飲酒禮的最重要目的，應該是提升社會人群的道德水平，朱元璋卻更多地用來為他的法規和說教服務。且不說過分地重於空洞的形式總會讓人厭煩，從其根子上來說，還是只看到了浮在表面的奸民不守法，官員貪腐難禁，而沒有充分地認識到要去下更大的功夫，去用正確的思想理念，培養提升他們的道德水準來比較徹底地解決問題。但這也是封建時代朱元璋們難以做到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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