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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潑
出版：八旗文化
雖然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其著作《憂鬱的熱帶》中，第一句話就是「我討厭旅行」，但作為一位有人類學修養的媒體人，阿潑的第一本文集《憂鬱的邊界》並非要表現出如此矛盾的情感不可，即使「邊界」給她的思考往往也是矛盾的、飽含憂思的，但往往在作者與別人的交往中靜悄悄地消弭於無形。也許李維史陀帶給作者更大的啟示，就是旅行讓人們看清歷史的陰暗面，那是西方對其他文明的摧毀，包括傳統的喪失等等。
還有的就是對邊界的認識，作者在〈後記〉中引用了人類學的「邊界理論」，指出邊界的存在能夠讓族群分辨自我和他人，只有族群邊界才能讓族群延續下去。雖然邊界總是要分明，然而歷史上總是充滿了邊界的變化，這種界線的變化也會轉化到族群裡。作為充滿溫情的人類學者，作者總是批判這種截然分明的界線和「跨界」的禁忌，認為國家的邊界無法劃分出一條真正的界線。
不管怎樣，我們都活在一個充滿邊界的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界線往往是戰爭帶來的妥協結果。如此現狀，在東亞地區依然明顯，這個受英法殖民及日本侵略最深的地區，每個國家都有充滿血淚的過往，自從西方殖民勢力撤出後幾十年間，各國又因為冷戰而兵禍連連。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曾欲爭奪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泰國與寮國（即老撾）邊界的河岸地區本來是瀾滄王朝（寮國前身）的附屬國。活在邊界此方和彼方的不同民族，各自面對著剛建立的國族主權，有不同的故事，承受不同的壓迫和記憶的重塑。對阿潑來說，邊界並非純然是對「我是誰」下定義，它也可以界定「我不是誰」，而書中就有許多例子交錯著各種「我是誰」和「我不是誰」的意義。
也許因為這個台灣人從未接觸過真正的邊界、關卡，寶島四隅只有無盡的海洋，書中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新加坡，她是一個港口的島嶼，北面與馬來西亞的柔佛州遙遙對望，但有一條馬來亞鐵道從馬來亞伸延到新加坡南端的丹戎巴葛車站，讓作者覺得新、馬的邊界彷彿就在那裡。而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邊界，則是相隔深圳河的關卡，與泰寮、越柬等邊界相似。相比之下，台灣似乎就像被遺棄於太平洋的島嶼。所以從卷首的中越、越柬邊界開始，邊界的關卡就引起了作者的好奇，連帶活在邊界上的人們也引起她的興趣。與香港、東南亞等地的華人接觸，也讓她思考中國人的命運，明白上一代華僑對歸國返鄉的願望和這一代對國家身份的立場轉變。
讀者可以從書中不同人物身上思考身份夾雜的問題，無論是中越邊界生活的苗族、祖輩從朝鮮移民東三省的朝鮮族教授，抑或是身穿越南裝束、不懂漢語的越南華僑少女。從他們身上讀者都可以看到對國界的抗拒或對國界的接受，或者是像在泰緬邊境的國民黨軍隊後裔般掙扎於異境邊界之上，還有像從中國到緬甸治權下的果敢自治區人民般在邊界上接受兩大主權的管治。東亞國家的邊界總是由於複雜的族群界線而變得複雜起來，而對於國界上生活的族群和民眾來說，這種複雜性亦帶來了種種不幸或者困惑。困惑者，也許源於下一代不認識上一代或祖輩跨過國境的往事；不幸者，源於主權國家對這些異族的壓迫。
後者可以克倫族作為例子，他們自緬甸獨立起即不肯簽署昂山將軍的彬龍協議接受其國家框架，一直與緬甸政府軍作戰，導致大量克倫族人逃亡至泰緬邊境的叢林及難民營內。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也是受壓迫的例子，尤其是在蘇哈托統治下的印尼華僑更是在經濟上有地位、在政治上無地位的族群，雖然成為全國最富裕的2%人口，卻處於社會邊緣，不許使用華語，他們的經濟成就與整個社會無關，亦成為社會的詬病對象。印尼華僑的例子，表明了即使生活在國境之內，卻形成一道無形的鴻溝，甚至看不起印尼人，以至在九八金融風暴期間，被印尼暴徒襲擊並孤立無援。
作者在印尼接觸了一位巽他裔導遊後，就發現自己一直沒了解印尼人對街邊等待打賞者的單純認同，也發現印尼各民族本身的性格。作者也發現自己以及所有台灣人對印尼人都有種種固定的成見，這源於台灣社會對外來勞工的負面印象。在台灣人眼中，這些外來者不單有印尼外勞，也有從越南來的過埠新娘，以及菲律賓等國來打工的外勞。這些外來者為尋找更好的工作環境，總是千方百計來到台灣，台灣人則看不起這些外來者。然而台灣的華語流行文化影響，已經遍及東南亞各國，人們在新加坡火車站看台語劇，有印尼人用華語向作者戲稱自己是道明寺，身邊的女伴是杉菜。在經濟掛帥的全球化趨勢下，這一代人心中的族群邊界已漸漸模糊，起碼開始尋找族群暴力以外的途徑。對於邊界的存在，作者沒有刻意褒貶，只是以旁觀者一邊看、一邊思考，並力圖把各種身處邊界的感受記錄在書中。 ■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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