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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紀念章的中國老戰士廖榮昌快樂地行軍禮
明天，我們又將迎來八月十五日，這個對中國人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1945年的這一天，日本通過一次所謂的「玉音放送」，結束了對亞洲太平洋的戰事，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中國人終於迎來期待十四年的和平曙光與勝利喜悅。
從1945年的那一天開始直至今日，在中國甚至整個華人社會，很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重新闡述中國人在那場戰爭中的生活、命運與角色。毫無疑問，藝術家、知識分子是這場歷史回溯運動中極為重要的一員。畢竟，文人對歷史的感悟，時常會影響大眾對歷史的評判和認識。口述歷史的推動，抗戰紀念章的設計、製作與發放，戰爭遺跡的整理和修繕，影視劇的創作與公映，這一切，都是文藝界、知識界在回溯、還原以及複製那段中國史、世界史的浩瀚使命中，所要完成的任務和職責。
隨著歲月的推移，這場戰爭的見證者、參與者將一個一個離我們而去。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認識那場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戰爭？前不久，中國輿論界對所謂的「抗日神劇」進行了批判——因為這類藝術作品，對當年的侵華日軍，雖進行了嘲諷和挖苦，但將日軍塑造成極度愚蠢的「傻帽」；中國人對日軍的抵抗，則顯得過度幽默、戲謔和輕鬆。中國的不少輿論領袖和知識界就批評：這種作品，完全無視當年的戰爭殘酷性，反而是對歷史的一種另類的扭曲，也是對戰爭中逝者的不尊重，缺乏生命的關懷、和平的渴望以及人性情操的塑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以抗戰為題材的藝術作品，其人文內涵的提升，仍舊需要進行巨大的改進。
畢竟，當年的那場戰爭，令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太多的人失去了家園和親人。而我們來自東洋的對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確實強大過我們的國家。復旦大學的一位學者，曾經在其一部講述中日關係的書中表示：哪怕是到了1945年初，中國方面，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覺得距離最後勝利，還有數年時間的路要走，大家並沒有意識到再熬上大半年，就可以得到和平。同樣，香港一位日本問題專家不久前也曾對記者表示：在不少日本人的思維中，當年那場戰爭，日本只是敗給了美國，日本的錯誤是不該與美英等西方列強進行太平洋戰爭。這或許就是一個嚴酷的現實——無論國人心中是否願意接受。在又一個「八一五」勝利日來臨之際，中國人確實不能夠因為沉浸在歷史的勝利喜悅中難以自拔，而忽略了現實中的環境變化與挑戰。因為，對於這種「勝利」的解讀，日本的部分人是存在著不同定義和思維的。
這種時代印跡之下，作為中國的文人和藝術家，應當怎樣去詮釋當年的歷史，其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換言之，文人和藝術家，應當用怎樣的方式，讓國人大眾從那場戰爭的硝煙中汲取到進步和自覺的動力，是最為關鍵的努力方向。國家的強大，在於國民的強大。而國民的強大，則來自於啟蒙、文明開化、自我主體性的文化與身份自覺，以及公民素養的培育等等。
如果從更加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去審視中日兩國的比較脈絡，則從歷史小說《阪上之雲》兩個片段的描寫中，便能夠窺探出這種歷史文化的演變差別。《阪上之雲》中，清末甲午戰爭時期，遼東的中國百姓不知日本軍隊為何人，直到親人被殺害，始有報仇之念；而隨軍擔任記者的日本詩人正岡子規，為了如實記錄日軍在中國的暴行，與日軍軍官發生了衝突。而在該小說的開頭，有這樣一段描寫日本明治維新的文字：「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指日本），正迎來它的開化期……因為有了改革，才有了近代意義的國家，有了真正意義的國民……無論家庭出身為何，只要努力，就可以成為軍官、教師、官吏。時代的豁達，便來自此種樂天主義。」
明天，勝利之日，我們應有深刻的文化警醒，而不能輕易被68年前的勝利沖昏頭腦，更不應當麻醉在物質的享樂中，讓物慾蒙蔽雙眼，從而將價值理性、悲天憫人、人文啟蒙的美德視為偏激和異質。文明開化、思想革新是沒有盡頭的。全人化的美育和博雅精神塑造，並非被外在的身份、文明所綁架，而是一種真正意義的民族情、同胞愛。縱使在我們自己的周遭，有再多未能體悟到世界大勢的同胞，則也應本著「每分鐘寬容一百次」的博大胸懷面對之，而非隨波逐流而起舞。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的文人、藝術家、知識分子任重道遠。
文、圖：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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