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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廉署保密，密密實實」的觀念經廉政公署廿多年來的宣傳，在市民心目中耳熟能詳。廉署強調保密原則，既是要確保調查工作的成效，避免受查人士預先毀滅證據；更重要的是，保障他朝可能獲證實清白的受查人士，避免他們的名譽受到不必要的傷害。然而，一些反對派政客將向廉署舉報作為打擊對手的政治利器，對被投訴者進行「公審」，甚至「未審先判」，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有關保密的規定，嚴重干擾廉署工作，損害廉署的公信力，對廉署的形象、權威以至本港的法治，都造成了傷害。廉署獨立嚴肅執法，是維護香港廉潔法治、社會安定繁榮的重要保證。梁振英特首強調「不能讓廉署成為政黨進行政治打擊的工具」，要維護廉署公正執法的權威，確有必要。
廉署保密原則保護受查人士
廉署在成立之初能迅速取得市民的信賴，許多人願意挺身舉報，很大程度是繫於廉署緊守保密原則。《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明確規定，不可向外披露廉署調查情況，包括投訴及被投訴人的身份、指控，以及調查的一切細節，在個案轉交法院，或至少廉署正式搜證及檢控前，都必須保密；透露有關資料的人，即使是傳媒，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入獄一年。
廉署強調保密原則，既是要確保調查工作的成效，避免受查人士預先毀滅證據；更重要是保障他朝可能獲證實清白的受查人士，避免他們的名譽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廉署行事低調慎重，堅守保密原則，既不放過任何貪贓枉法的害群之馬，又避免「殺錯良民」，彰顯了法治的公平公正公義，為香港贏得「廉潔之都」的美譽。
對被投訴者進行「公審」是違法行為
然而，近年來，一些反對派政客喜歡事先張揚地向廉署舉報「懷疑個案」。舉報前，一定會邀請傳媒採訪，大做「政治騷」；當廉署告知會開始跟進事件後，報案人士就大鑼大鼓告知傳媒廉署的決定，製造受查人有罪的假象，對被投訴者進行「公審」，甚至「未審先判」；個別曾在廉署任職的政黨中人，更常常扮「權威」，不時出來講解廉署調查程序，要求廉署調查行會成員和問責官員，並向傳媒發放獲知的調查資料，明顯存在誤導市民和輿論的用意，對被投訴人造成巨大壓力。倘若投訴經廉署調查證明證據不足，提出投訴的政客往往視若無睹，絕不會向被投訴人道歉，還當事人一個公道，反而明示暗示指廉署包庇袒護，有意放過被投訴人一馬。
這些將廉署工作政治化，利用廉署作為政治工具打擊不同意見人士的做法，實際上已經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的規定，嚴重干擾廉署工作，損害廉署的公信力，對廉署的形象、權威以至本港的法治，都造成了傷害。現任廉政專員白韞六被傳媒問及會否憂慮廉署被政治化，坦言情況並不理想。曾任廉政專員的行會成員羅范椒芬，亦曾指出有人濫用廉署達到政治目的，影響廉署肅貪工作。
本來，對於破壞保密原則、濫用廉署舉報機制的行為，執法部門應該按照《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的規定，依法提出檢控，以警傚尤，避免廉署的調查受到越來越多干擾。可惜，由於本港社會日益政治化，一些反對派政客不僅肆無忌憚地利用廉署作為政治攻訐的工具，還將這種帶有政治目的之行為美化為「捍衛公義、法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廉署依法秉公對濫用廉署行為作出處理，則會被誣衊為「政治檢控」，「打壓『民主派』人士」。因此，儘管近年高調到廉署舉報、隨意發放調查資料的情況明顯增多，但卻未有受到應有的處罰。如果任由某些政客毫無成本地濫用廉署，不必負任何法律責任，沒有任何政治風險，廉署勢必變成某些人予取予攜的「政治利刃」，借廉署打擊對手更有恃無恐。
廉署被政治化後果嚴重
眾所周知，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管治基石，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治之上，包括擁有公權力的政府部門、立法機關以及獨立的司法機構，均須遵守法律。一切事情都有法可依、依法辦事、違法必究，這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重要保障。可是，如今有人明明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卻可以逍遙法外，法治精神從何體現呢？長此下去，不僅廉署執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對香港的法治而言更是後患無窮。
近年，本港某些政黨、政客為了一己私利，濫用司法覆核狙擊政府施政、撕裂社會，例如港珠澳大橋、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令到大型基建一再被拖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社會陷入無休止的內耗。濫用司法覆核成為社會公害，引起市民強烈反感，遭到輿論的口誅筆伐。如今日益嚴重的濫用廉署不過是濫用司法覆核的翻版，捕風捉影式的廉署舉報，不僅影響到被投訴人的聲譽，更浪費大量公帑，干擾廉署的工作。正如報假案會被控以浪費警力罪，必需負上刑責一樣，濫用廉署功能豈能不受到輿論的譴責、法律的約束？特首梁振英強調：「不能讓廉署成為政黨進行政治打擊的工具」，正是帶出對防範廉署政治化的反思，社會各界應該正視廉署政治化的嚴重性，認真思考如何切實有效地維護廉署公正執法的權威，維護香港的法治，絕不能讓廉署淪為個別政黨、政客實現政治目的、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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