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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經傳通解》上海樂善堂印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一部分在明治維新的社會變革之後逐漸失去市場價值的日本刻漢籍的版片流入中國，在廣東、上海、蘇州等地刷印出售。這種利用日本版片在中國印刷的書籍的存在是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上一種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但是在以往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論著中卻幾乎完全被忽視。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陳捷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時，便簡介了有關版片及其印本的流動情況及背景。
書籍的傳播與版片的移動
陳捷教授表示，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書籍這一媒介在古時有兩大特性：「可複製性」及「可移動性」。前者使書籍能化身千百，流通市面，接觸更廣大的讀者層；後者則使人能透過書本穿梭不同時空及國度，遊歷世界，無腳能行天下，也就是所謂的「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而在雕版印刷的時代，書籍的傳播方式除了本身的移動外，順理成章也包含了其印刷版片的移動。
所謂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雕版印刷進入五代，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於刻民間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書、宗教讀物，而轉入刻印正統的書籍。重點是刻經，這不僅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經是最主要的、為人所必讀的書籍，而且和唐以來推崇科舉制有很大關係。北宋時，宋太祖朝命張從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經全藏，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告成。因始刻於開寶年間，後世遂稱之為《開寶藏》。這是當時一個大規模的印刷行動，在四川雕好以後，版片後來便被運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開封），根據需要隨時印製更多複本。可見在印刷術出現的早期，便已經有了把版片運到不同地方印刷的做法。當時，如有讀書人對某一本書有興趣，除了可付錢購買印好的書籍，甚至可以向藏版者借用或購買版片來作自行印刷。
日本亦有著同樣的情況。江戶時代中期以後，比較重要的出版地便有江戶（今東京）、大阪和京都。因資金不足的問題，當地的書商有時便會合作印刷書籍，那些共用的版本便稱作「相合版」。如某家書商曾出版某一本書，另一書商想複印時，便會把原來的版本買下，這在日本稱為「求版」。在這種出版方式下，因著版片的擁有權及出版人的變化等因素，版片移動的現象也就非常普遍。整體來說，當一個地方的讀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飽和以後，通過借用及買賣，版片便會被移動到另外一個地區繼續印刷。
日韓版片流入中國的途徑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發佈《五條誓文》，追求近代化的維新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日本社會全面學習西方。在多數日本人眼中，西方的文化和技術是日本強大的靈丹妙藥，他們亦開始了「廢佛毀釋」，唐朝以來地位崇高的中國古籍頓被捨棄，變得一文不值。也就是這個時候，一些本由天皇或幕府將軍們收藏的漢文古籍，以至中國文物、藝術品等便開始輾轉流落日本民間。除漢書外，很多日本或韓國書籍的版片亦透過學者文人的參與及商業渠道流入中國。
在商業渠道方面，根據大阪商人三木佐助的回憶錄，他在明治四年到十二年（1871-1879）期間都與廣東中國商人麥梅生合作，一起經營古書的生意，當中便包括了《群書治要》、《欽定四經》、《外台秘要》、《東醫寶鑒》、《武備志》、《詩緝》、《醫宗金鑒》及《四書彙纂》等書籍。比方說，朝鮮醫學家所撰的漢方醫書著作中最負盛名的《東醫寶鑒》便是在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版片後來又傳到中國繼續印刷。《外台秘要方》則是於日本延享三年（1746）在日本刊刻，版片運到中國以後廣東「翰墨園」書肆於同治十三年（1874）曾翻刻過。 陳捷教授指出，我們亦可由此看出廣東在中日書籍流傳的過程中是個十分重要的地方。
三木佐助出售版片的方式是把其交予廣東商人，再由廣東商人賣予中國書商自行刷印書籍，另一日本企業家岸田吟香的營商模式則有所不同。岸田吟香於明治十三年（1880）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設樂善堂，並以此為據點，為從日本運來的版片或自己的出版物刷印出售。樂善堂會為日本來的版片進行加工或復修，這點在研究古籍流播時因此亦十分有意思。其他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包括：《儀禮圖》、《老子通考》、《萬國公法》等。
結語
陳捷教授表示，中日商人在運送和印刷書籍時，都會傾向選擇一些已經很久沒有在中國出版的書。光緒八年十一月的《申報》便曾載：「（《群書治要》）五十卷，唐丞相魏徵奉敕編輯。所引經史子集皆隋唐時古書，且多今已無傳之本。故校讎家資為考證，與烏程嚴氏秘藏鈔本《北堂書鈔》並重。惟中國向無傳本，而日本有之。輪船未通以前，購致極難，非數十金不可易得。兵燹後並傳鈔者亦不易求。今本坊於日本購得官校原版，選堅白上上紙印訂，計二十本。外附銀杏夾板兩副，每部價洋八元。好古君子，當必以早得插架為快。」《朱子文語纂編》中亦載：「《四庫全書》總目已收此書，而世久失傳。近在東瀛求得學板，速付刷印出以問世。」由此可見清末時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版片在書籍流播上的重要。（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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