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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紅樓中常設瓷器展。
——探尋武昌紅樓中的辛亥紀念瓷器
武昌紅樓,如今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1911年,這裡是革命黨人的湖北軍政府所在地,是中國帝制的終結點,是共和紀元的新開端。紅樓造就了首義之區,打開了民國之門。在這裡,中國傳統的瓷器,其藝術的美感和歷史的內涵,也與瓷器密不可分。中國的英文名稱為CHINA,原本代表瓷器。但也正是在辛亥革命之後,CHINA一詞才有了真正的國族內涵和身份意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辛亥革命之後,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政治的開化革新與進步,也帶來了藝術領域的變化。以象徵中國藝術國粹的瓷器而言,民國初年流行的瓷器作品,相當多數以培養共和民國的政治認同為首要目標,而且形式甚多,有的則溫馨而親切,有了尋常百姓的感情色調。從中,也反襯了辛亥武昌第一槍,確實是不同於以往改朝換代的一次政治革命。
雙旗交叉,強化認同
在紅樓常設展出的瓷器中,大多數都有「雙旗交叉」的圖案。所謂「雙旗交叉」,就是指武昌起義時期的革命軍軍旗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交叉以刻畫於瓷器之上。因為,這兩面旗幟在當時的歷史格局中,確實是共和主義精神的象徵。
記者看到的粉彩雙旗九子碟、粉彩雙旗瓷茶壺、甚至紀念瓷器之杯,全部都刻畫上了雙旗圖案。香港一位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專家對記者表示,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不少生活日用品、藝術作品例如茶具、年曆、甚至繡花布,都會刻畫上雙旗幟交叉的圖案。因為武昌革命軍的軍旗,代表著辛亥革命的開始;而五色旗幟,則是代表辛亥革命的具體成果。這二者對當時的社會影響非常之大。
專家介紹說,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戰事激烈緊張。與武昌一江之隔的漢陽甚至被馮國璋下轄的軍隊佔領。而江浙地區此時也爆發了反對清廷的戰爭。江浙兩省的革命黨人組織了江浙聯軍,不但光復了兩省土地,而且面對來勢洶洶、由張勳統領的北洋軍,同仇敵愾,成功將其擊潰在南京城外。南京之役鼓舞人心,讓虎踞龍盤之地成為共和聖地。而江浙聯軍的主要旗幟之一,就是這面五色旗。當革命黨人面對建立新政權的棘手難題之時,最大的課題就是定都。一個是首義之區,一個是共和聖地。武昌南京各不相讓,最後以南京為首都,五色旗成為國旗,但同時也將武昌革命軍的軍旗,定為全國陸軍軍旗。
據了解,正是因為以上的歷史背景,當時的一些物件,若是以紀念為目的製作的藝術品和收藏品,多會以「雙旗交叉」作為主要圖案,以尊重武昌首義和南京定都的歷史事實;如果是實際運用層面的一些物品,則只會用五色圖案描繪。例如,武昌起義紀念館中所藏的革命軍統帥熊秉坤五位章、向海潛的三等文虎勳章,都只有五色色調,以表示全國革命的成功與新政權的合法性。專家說,這就是一種融匯於藝術形式中的政治認同強化方式。
展品中,有這樣一件瓷器,圖案是:一個平凡而普通的母親,帶著兩個孩子,手中抱著弟弟,身後跟著哥哥;哥哥的手上拿著一面象徵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幟,向弟弟揮舞;而弟弟則很急切的想要拿到這面旗幟;而在圖案的背景部分,也陳設了旗幟作烘托。從瓷器的藝術角度看,這是一種非常傳神的在創作手法上採取小寫意、但是在主題上採取放大化透視,並以實體背景突出畫面思想層次感的做法。
樸實色調背後的歷史溫馨
在今日看來,這種構圖設計,並沒有什麼稀奇。但是據專家介紹,這種構思在當時,實質上起到的是轉型正義和樹立民權的作用。因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藝術作品中,平民形象較少甚至幾乎不太可能和具有國家意識形態和權力性質的圖案結合在一起。因為君主制時代的中國,禮教等級遍佈於服飾、建築、甚至工藝品的設計中。等級秩序既是一種道德倫理,也是一種國家道統。
其實不止是瓷器,當時繡花布、廣告牌、床單、被套、甚至香煙盒上,從高雅藝術品到生活日用品,辛亥革命之後都會印上國家象徵、精神口號以及革命理念的圖案。這種將政治、社會事務日常化、生活化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以往,政治並非眾人之事,而是由天子皇權及其僕從——公卿士大夫去執掌、實施的。政治是帝王術,普通百姓、升斗小民,何以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呢?以愚民手法讓百姓不了解、不知道政治為何物,成為君主專制皇權的重要治國手段之一。
但是辛亥革命打破了這一切。等級制度在法律上的非常,讓普通人也得以能夠使用諸如國旗之類的國家象徵。藝術作品中,平民形象登堂入室,平民主義不但是藝術家從事創作時的思想理念,也成為了一種創作手法。美感,線條,花紋,不再是華而不實的矯揉造作,而是人人可以欣賞和明白的大眾情趣。因此,辛亥革命,對中國藝術史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瓷鑒:辛亥之後,吾國才是中國
瓷器,稱之為china。這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識。但是較為警醒的是,東鄰日本,則一直以「清國」稱呼清代中國。據學者介紹,日本和朝鮮的官方和士大夫階層,在潛意識中並不將滿清視為華夏道統的代表,而是將其視之為蠻夷。因此,甲午戰爭,在日本被統稱為清日戰爭。而在清代,在統治者眼中,「華」、「漢」、「夏」等字眼,都是極為敏感的政治詞彙。因為不僅僅是日本,連當時中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也是以這種視角看待清政府的。因此,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光復漢族、恢復中華的反滿革命。
因此也就不奇怪,為何在武昌紅樓的瓷器展品中,例如粉彩雙旗九子碟,會有「光復大漢」的橫書字樣。與這些瓷器展品配套的,是當年湖北軍政府發佈的文書、公告,其內容幾乎都提及,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使漢族獲得新生。故而,本港專家解釋道,不少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製作的紀念瓷器,在文字配套上,都會有「光復」、「恢復」、「重光」等詞彙的使用,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得中國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因為在傳統意義上,清代的中國,英文使用會在一些領域用Sino這個來自拉丁語的單詞。但是辛亥革命之後,革命黨人開始全部使用China作為國家的稱呼,類似於「清」這樣的國號已經廢棄不用。中國也真正從清國變成了中國。
從反滿革命、光復大漢,到最後實現五族共和,這就是辛亥革命的滄桑歷史。回看這些瓷器,其中的武昌革命軍圖案——九角十八星,就是象徵漢族聚居的九州大地關內十八省;而五色旗則代表著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的共和精神。
這種看似矛盾的兩種設計,總是出現在當時的瓷器之上,其實也昭示著:辛亥革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不同——不報復、不殺戮、不清洗。漫步在武昌的紅樓之中,回溯武昌起義時的吶喊與槍聲,再看這些在當時只是普通工藝品、生活品的瓷器物件,她們今日的珍貴無價,證明了歷史的可親可敬。從這些瓷器的花紋構型,我們感受到了共和紀元開創時曾經的那麼一絲動人、溫馨和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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