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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輝
話說在中古時代，東方與西方的學者都不免受到視力衰退的困擾，不能看清楚書中文字，都得要想辦法去看清日漸朦朧的世界，乃有一個這樣的傳說：某天雨後，英國學者培根在花園散步，看到蜘蛛網上沾了水珠，他發現，透過水珠看樹葉，葉脈便放大了，連葉脈上細毛也看得很清楚，他於是嘗試用玻璃球來看書，可還是看得模糊不清，他忽然心生一念，設法割出一塊玻璃，用來看書，發現文字果然放大了——在眾多眼鏡傳說當中，這倒是比較可信的想像。
田納在《不只是發明——科技改變人性》一書寫了很多眼鏡的故事，他嘗試告訴與眼疾結下不解之緣的世人：眼鏡史既是科技史，也是人文精神發展史。話說現代歐洲初期之前有關眼鏡製造的文獻很少留存下來，根據光學科技史學家丹尼斯．西姆思（Dennis Simms）的說法，最早將熱玻璃倒入模子製作鏡片的方式，並不是歐洲人的業績，而是源自一千年前的伊斯蘭世界，那是廣義的東方，只是高傲的西方人還不肯虛心地面對歷史，還不肯面對史實。
眼鏡既代表智慧，也代表愚蠢。莫迪納（Tomaso da Modena）於一三五二年在聖尼古拉教堂繪製壁畫時，就描繪了神職人員正在讀書和寫作，「其中包括樞機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他正在用放大鏡研究東西，還有普羅旺斯（Provence）的樞機主教雨果（Hugo）正在寫作，他鼻子上掛著帶鉸鏈眼鏡。」
愛德華．田納從而指出，對畫中的神職人員來說，眼鏡已經具有雙重意義了：「他們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象徵，以及個性的一部分，就好像二十世紀公眾人物的眼鏡也是性格表徵的相同道理。」或者可以這樣說吧，每一副眼鏡，都有一個故事，都有一個等待我們耐心解讀的故事。
西方人對眼鏡也曾抱懷疑態度，就像乾隆皇帝不肯借助這種「第二視力」。話說德國物理學家亨利昆拉特（Heinrich Khunrath）也是煉金術士，他對眼鏡顯然並不信任，他在一五九九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文末附上一個小插圖補充說明，那是一隻戴眼鏡的貓頭鷹，左右各有一支燃燒蠟燭形成交叉的火光。圖上的題詞寫道：「對注定不會看的人來說，要燭火、燈光、眼鏡究竟有何用處？」這種對眼鏡的質疑，也許就牽涉到對於處身的時代的種種反省。
眼鏡作為人類的第二視力，當然也有它並不光彩的過去，田納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在十六世紀的畫師的作品中看出端倪：老布洛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畫作有許多被大量複製成版畫，畫中人大多薄唇，看似刻薄，對藝術一竅不通：「一面望向畫家肩膀後方，一手同時放在錢包上準備了結買賣的收藏家，就是戴著眼鏡；而頭髮散亂對藝術如癡如狂的藝術家則沒有戴眼鏡。」老布洛哲爾還畫了「異象」：一隻驢從窗外看著教室內書架上的一本樂譜及一副眼鏡，「好像是強調對無法理解的人來說，什麼樣的輔助工具都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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