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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寫畢《「董狐筆」異議》，意猶未盡。在文天祥的《正氣歌》中，「董狐筆」與「太史簡」是作為一個類型來描寫的，他們是文天祥讚賞的承平時期的知識分子代表。我對此表示異議，是因其（董狐或文天祥）價值與理念的局限性。在這裡，我嘗試分析一下文天祥歌讚的另一類型--戰亂時期的軍隊將領。
《正氣歌》中有句：「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張睢陽即張巡，顏常山即顏杲卿。他們二人都是文天祥筆下體現了浩然正氣的戰時將領。張、顏二人處於同一時代，都是在安史之亂中，在平息叛亂、恢復政局的戰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本文只分析張巡其人。
張巡原係文官，開元間舉進士，曾兩任縣令。他是在平息安史叛軍時才率部作戰的。戰時被授予主客郎中兼河南節度副使。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張巡在睢陽（在今河南商丘）保衛戰中，抱着「志吞逆賊」、一往無前的必勝意志，「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眥裂血流，齒牙皆碎。」城破被俘後，叛軍統帥尹子奇「以大刀剔（張）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這就是「為張睢陽齒」的來歷。
在這裡，不能不提及唐玄宗李隆基。曾經開創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執政後期，重用奸佞，揮金如土，養尊處優，政治腐敗。天寶十四年（755年），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一帶）起兵，發動叛亂，唐朝終於走了下坡路。
在現代戰爭史上，困守孤城，彈盡糧絕而被餓斃；城破之日，敵軍兇殘而遭屠殺，都曾經釀成震驚世界的大慘案。然而，睢陽保衛戰卻出現了匪夷所思的悲慘場景。睢陽被叛軍長期圍困：「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張巡為穩定軍心，激勵士氣，竟然獻出其愛妾，並當場宰殺，取其肉為三軍充飢。張巡慷慨陳詞：「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張）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坐視危迫。」（同上）將士們流淚而不忍，張巡則強迫大家分食。一條生命，頃刻之間進了他人腸胃。此事在官方史書中都有記載，只是《新唐書》增加了一個細節，睢陽太守許遠感於張巡的義舉，竟然也殺掉書僮，作為士兵的糧食。
寫到這裡，不禁毛骨悚然，脊背發冷！更可怕的還在後面：「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只因士兵食不果腹，無物可吃，於是吃光了城中所有婦女，然後又吃掉了老弱的男人。這不禁讓人想起非洲草原上獅群捕殺角馬的弱肉強食，想起了《西遊記》裡青獅、白象、大鵬三隻妖怪吃光了獅駝國的全體軍民。
張巡所部到底吃了多少人？「（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既未突圍出城，也未叛變投敵，幾萬人哪裡去了？請看《舊唐書》提供的數據，張巡所部「所食人口二三萬」（卷一百八十七下），《新唐書》的數據更精確，「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卷二百一十五）這是怎樣悲慘的場景？一場城市保衛戰，可能因防禦突圍死於刀箭之下，可能因空灶絕粒死於飢餓之中。然而，全城百姓死於非命，既與飢餓無關，也與殺伐無涉，幾乎全部填充了城市保衛者的轆轆飢腸。這些守城部隊，既是抵抗攻城叛軍的英勇將士，又是捕食全城百姓的肉食動物。南京大屠殺，城內民眾死於外敵之手；睢陽大屠殺，城內民眾竟然死於守城部隊之口！如此慘烈的戰爭、如此慘烈的英雄，若非絕後，至少空前！
安史之亂之於唐帝國，只關乎政局穩定，不涉及國家主權。叛軍志在奪取城市，而非消滅百姓；守軍吃盡城中百姓，只為保住一座空城。這樣的抵抗，這樣的防禦，於戰事何益？於社稷何益？一個國家不可能只有領土而無國民，雖然那時沒有「一切為了人民」的理論，但在張巡這樣的忠臣與英雄看來，盡忠「君父」，可以百姓為犧牲。一個無視人的生命、無視人的價值，把百姓當食品，把皇權當目的，何來正義與英雄？
以今人之眼光議論古人，往往為人所詬病。其實，在當時就有人提出異議，《新唐書》稱，「時議者或謂：（張）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卷一百九十二）「時議者」，唐代當時之議論者也。儘管張巡的友人李翰強為之辯，儘管唐王朝將其供在凌煙閣，千載之下，仍然難封悠悠眾口。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指出，不論城是存是亡，也不管人是死是活，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人吃人（「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為「人之不忍食人」，這是一個「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的公理和常識，是人類區別於獸類的根本標誌。正因如此，王夫之指出，李翰為張巡的吃人行徑進行辯解並掀起輿論風波，才是我更害怕的（「李翰逞游辭以導狂瀾，吾滋懼矣」）。（《讀<通鑒>論》卷二十三）清初文學家王士禎與王夫之看法一致。他通過「談異」的形式，創作了一則「張巡妾」向張巡索命的鬼怪典故。張妾訴道：「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王士禎的說法有局限。張巡決不是僅僅殺了一個二奶供人充飢，他的部下吃人，是有組織、大規模地吃掉睢陽城裡三萬婦女老弱。這樣一種駭人聽聞的行徑，不僅沒有什麼正氣與人性，而且充溢着極端殘忍的匪氣與獸性，而這也是《正氣歌》的時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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