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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鵬飛
趙鵬飛
三中《決定》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令人印象深刻。從字面上看，「治理」表述，較以往「管理」、「管制」和「管控」更強調平等、互動、協商和博弈，超越了原有科層體制下的對抗格局，與培育公民社會相匹配，較具制度現代化意味。
「治理」表述乃首次
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概念，與以往簡單地強調「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發生了一些變化，提出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總目標。「治理」的前提是參與各主體是平等的、合作的，透露出中共執政理念發生的重要變化。翻閱過去的文件，從未有過這樣表述。
建國之初，囿於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需要，中共的國家社會管理高度政治化，主要是採取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的蘇聯管理模式。十一屆三中全會迄今已35年，隨着中國經濟總量躋身全球第二，人民素質普遍提升，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大眾由過去對於政府的無條件服從，向批評和監督階段過渡。最直接的表現是，每年全國「兩會」代表們表決「一府兩院」工作報告時，不再重複「一致通過」的熟悉景象，有時數百張反對票折射出代表們對報告者的不滿和批評。此外，民眾更透過新媒體等輿論管道，表達對腐敗的痛恨，對社會不公的譴責，當然也包括了對各級政府的批評和建議。
治理現代化要闖三關
當前，中國已進入了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期，中共順勢而為，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顯示出新領導集體已意識到現有管理方式與現實不相匹配，需要代之以一種新的治理制度。
放眼全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國家大致有三大特徵：治理的法治化，多個主體協同共治，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相匹配。顯然，中國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需過三關：一是要使權力服從於憲法體制，成就「法比權大」、「法比人大」的真正法治國家；二是通過政府職能轉變，讓以往的「全能型」政府限權、放權、分權，以調動市場和全社會積極性，讓治理主體實現多元化，最終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共治的權力分配格局；三是建立反映政府收入全貌的現代化預算管理制度，提高預算管理科學性，政府干預市場主體的法制性，讓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與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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