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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對內地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是傷痛之年，主要放映紀錄片的四大影展在各種壓力下暫停了。內地紀錄片製作每年維持在可觀的數字內，但因為觸及很多時下敏感的話題，導演在拍攝的過程中要經歷大大小小的壓力，完成後除了在影展放映外，幾乎沒有正式的渠道與觀眾見面。四大影展的暫停，意味着紀錄片貼近生活、反映真實的功能，再一次面臨考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北京獨立影像展（宋莊）、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南京）、雲之南影像紀錄展（雲南）與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乃中國目前最主要的獨立影展。宋莊、南京與雲之南影展由2003年開始舉辦，前兩者今年已來到第十屆；雲之南則兩年一次，是半官方的活動；重慶影展較為年輕，規模相對來說也沒那麼大，工作人員幾乎都是義工、學生。
上年八月，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時，電影放了幾分鐘便停電了，無法進行下去，惟之後的放映活動尚算順利；隨之而來的壞消息是，11月舉行的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發出消息，公開放映活動「因故延期」；而最讓人驚訝的是今年三月，雲之南影像紀錄展宣佈暫停舉辦；加上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因為節目總策劃人離開內地也暫停了，四大影展目前都沒有正式的放映活動。
但愈有壓力愈要掙扎，宋莊影展便是最好的示範。今年七月舉辦的第十屆影展，放映活動當然不順利，但主辦方從地上走向地下，以打游擊戰的方式，在酒吧、工作室、私人空間等地方作小型放映。每場放映能容納的觀眾只有十多二十個，影響力可能不大，甚至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圈內人，卻表現了一種態度──觀眾有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持與自我期許。而這樣的表態，也超出了一般影展的形式，為以後的影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間。
「宋莊影展大給力了。」獨立導演王利波在灣仔咖啡廳接受記者訪問時笑說。
內地紀錄片的情況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其發展太過複雜，每個細節都足以說上半天，甚至連紀錄片導演本身的拍攝過程也是一個亮點、一個故事。
自我審查更可怕
2009年，王利波拍了《掩埋》，帶大家重回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現場，以影像道出地震悲劇背後被人忽略，甚至遺忘的疑問。拍攝這部片子的淵源，來自於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王利波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找了很多資料，偶然之下他找到了當年唐山大地震的一些消息，「汶川地震很難拍，但唐山大地震發生了這些年，社會大眾對事件有共識，比較容易接受，而且事件留給大家的疑問太多，我就跑去拍了。」電影完成後送往各大影展，獲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優秀紀錄片獎、香港第三屆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冠軍等。
去年他又帶來另一部長片《三峽啊》，在宋莊影展放映後，又入圍今年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競賽單元，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評審團獎得獎作品。再一次碰觸這些宏大的題材，以三峽工程塵埃落定後遺下的後遺症，如居民的生計、環境影響、利潤分配等，深入分析三峽工程的利弊。王利波坦言，他就是喜歡這種略帶社會性的話題，「我有強烈的政治傾向，這很難避開，有人會迴避政治或在片子內有意無意漏出一些細節去激發大家的興趣，但這不是我想要的，要說就說清楚。」
紀錄片有紀錄社會、反映真實的功能，而在內地，拍紀錄片要有很大的勇氣，因為不知道官方的界線在哪裡，也不知道拍攝的過程會遭遇到甚麼事。「這兩個片子都沒有甚麼秘密，我純粹把資料整理好，你去網上查或許會發現更多信息，我們只是較為接近真相而已。」王利波笑着說，他拍紀錄片是追求名利，也想賺錢，「誰不想有名，誰不想賺更多錢，說不想的人太矯情了。」但所謂的名利，是希望在影展裡得獎，讓更多人認識自己，而賺錢是得獎後有獎金讓自己開拍下一部片。
沒有規範 各自精彩
「我沒有甚麼使命感，我拍片就是為了自己、表達自己，把是與非、高興不高興說出來，這是我拍紀錄片的初衷。」因而他接受不了影片被「審查」，「我可以把片子拿去評級（香港電影有評級制度），但審查與評級不一樣，他們看完後，會要求你修改或不讓你放映，我不能接受。」
王利波說，內地現在每天都發生着挑戰人類底線的事，看多了人都麻木了。「這跟政治沒有關係，是人類道德問題，微博上有太多了。」不愁沒有題材，甚至題材多到讓港台紀錄片工作者「羨慕」。但王利波眼中，同樣覺得香港是個有故事的地方，「香港沒甚麼事發生，但不代表沒有事。」
「香港有很大的社會變化，香港人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很多人送子女出去讀書，他們不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但教育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核心，香港人必須去了解這些問題。」
對他而言，目前面對的困難並非來自於資金或拍攝遭遇困難，而是自我審查和片子完成後沒地方放映。「自我審查是非常可怕的事，比官方審查更可怕。你在這個環境待久了有危機，會有這些不能拍、那句話不能說的情況出現，甚至從選題開始便自我審查，神經很容易被碰觸，這是在特定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反射，太可怕了。」
至於能否放映，「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但他覺得內地導演各拍各的，已經足夠精彩，「不需要有規範或將之發展成產業，目前這樣很好。」
冷靜審視大環境
「愈有管制，愈激發人的好奇心。」鄭闊一坐下來，就忍不住說起四大影展的事。
紀錄片導演很在意與觀眾交流的每一次機會，影展停掉對他們影響很大。「宋莊是北京比較早的電影節，做得很不錯，去年斷電不給放映，今年開幕式可以做，但不可以放映，後來偷着放，幾乎所有片子都放了，卻因為宋莊離城市較遠，很多觀眾知道不能放映了便沒有過來，去的都是導演、藝術家。」其實北京很多咖啡廳、酒吧不時都有放映會，一個月一次或兩次，沒有大規模宣傳，只在微博通知，對獨立電影有興趣的年輕人會自己去關注，總會想辦法去接觸。
「身邊有些朋友，或特別表達想要看的觀眾，我會直接拷貝送過去給他們看，另一個方法是拿到外面去參加影展，但內地導演拍完了最想還是讓內地觀眾看。」鄭闊言語間不無遺憾。
但說起自己的電影，他又眉飛色舞，他的長片《暖冬》在這屆華語紀錄片節得到亞軍，講北京藝術村因為政府收地，藝術家從一開始團結抗爭到最後因為私利反目內訌。鄭闊形容自己是很「隱蔽」地去拍，動作非常快，一個人在現場穿梭，「不容易引起注意」。
拍片是為了拯救自己
「我拍電影是對電影本能的一種喜歡，電影對我來說不是要反映事實、讓大家知道社會現實，我拍電影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電影像是我的精神排泄物，調節我的內分泌，讓我可以平和地去生活。」年少時，鄭闊也是一個憤怒青年，想不明白很多問題，電影反而能讓他去思考，「我拍《798站》（2010年）時也很憤怒，覺得政府和藝術家有很多誤會，雙方各有自己的目的，很多人去798藝術區參觀，覺得很新鮮，年輕人不知道這個地方背後的事和變化，我特別想表達這個東西，拍完後就放下了，像看完心理醫生一樣。」
《798站》、《暖冬》都是以798藝術區為主題的片子，鄭闊坦言，自己對藝術本身也很有興趣。但他和那群藝術家的身份一樣，看到他們的行為，看到藝術家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心裡非常糾結。「我拍的時候還好，心情反而很興奮，因為事情一直出乎意料之外，你在現場跟着，很恐怖，大家帶着面具遊行，周遭又有很多警察，非常緊張。」但回去剪輯，情緒就來了，久久無法平復，甚至不知道應該怎麼剪。人性真的很醜陋，而要曝露人性醜陋面還是用「暖冬」般的抗爭精神去說這件事，是鄭闊最大的難題。
對於紀錄片的未來、對於影展，鄭闊用了《798站》裡一個藝術家的話來概括：「藝術被過分抗爭或過分依賴政治，都會失去獨立性。」他說，「我忠於自己，為自己的立場、為自己的觀點而拍，我不會為了對抗或為了討好人去做這些事。」
保持冷靜、理性，是面對難以掌控的大環境惟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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