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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上古時，北方有個遊牧民族叫翟，後為周朝諸侯國，傳到春秋時為晉國所滅。有個叫封荼的翟國遺民來投趙簡子，趙簡子問他，聽說翟國下過三天穀雨，這是真的嗎？封荼說，是。趙簡子又問，聽說還下過三天血雨，這也是真的嗎？封荼說，是。趙簡子再問，我還聽說發生過馬生牛、牛生馬的怪事，難道這也可信？封荼依然點頭稱是。趙簡子感慨地說，大道昭然，人說妖孽可以亡國，果真如此。封荼說，並非如此。您問的這些事都不奇怪。天落穀雨，其實是穀子被龍捲風颳上天所致；天降血雨，是鷙鳥在空中打群架所致；而馬生牛、牛生馬，是由牛馬雜牧造成的。以上這些，都不是讓翟國滅亡的妖孽。趙簡子問，那翟國的妖孽是什麼？封荼答，國家凝聚力不強，國君年幼無能，卿大夫結黨營私，官吏橫行不法，政令不通而多變，士人貪婪而抱怨，這些才是翟國的妖孽。
趙簡子詢問的這幾件事，通常稱為「異常天象」，史書中多有記載，而且往往會與人間發生的事件聯繫起來加以詮釋，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夏朝末年，「兩日並斗，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被以為是夏桀將亡的徵兆；殷商末年，大河斷流，被以為是商紂將亡的徵兆；西周末年，三川竭，岐山崩，被以為是幽王將亡的徵兆。那麼，天象與人事究竟有沒有對應的聯繫呢？封荼的回答是，天象異常現象自有其因，與國家興亡無關。儘管封荼的解釋不夠科學，特別是對馬生牛、牛生馬這種無稽之談的解釋，完全是他的主觀推斷，但不管怎麼說，封荼對翟所以亡國的原因，分析得還是很中肯的：亡翟者，翟人也。
在《呂氏春秋》中，也有一段述說亡國之兆的記載。太史屠黍見晉國有亂象，就帶着圖錄和法典歸順周國。周威公接見他時問，天下諸侯國，哪個先亡？屠黍答，晉國先亡。威公問其原因，屠黍答，我在晉國時，不敢直言勸諫，就拿日月星辰運行反常的怪象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麼用？我又拿人事處理不合道義而百姓積怨的世情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麼妨礙？我又拿鄰國不歸服、賢良得不到舉用的情況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麼危害？像這樣，就是覺察不到國之將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說晉國先亡。過了三年，晉國果然滅亡了。屠黍的預見雖然應驗了，但他對晉國滅亡原因的分析，並沒有說到點子上。眾所周知，晉國亡於內部分裂，三家分晉是歷史給出的一致結論。
古時候，特別是在人類文明的初期，由於生產力水平不高，科學技術手段有限，人們對天體運行規律的認識還很朦朧，視天象為天帝的意志表現，往往把異常天象與生活中的吉凶禍福聯繫起來。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早期的占星術通常是根據日月星辰的變化來占卜重大事件，如年景的豐歉，戰爭的勝負，民族的盛衰，國家的興亡，君臣的命運等，後來逐漸擴展到個人命運以及日常瑣事。在我國古代，不論是夷狄部落，還是中原大地，對天地間出現的異常徵候，都會產生一定的應激情緒，或者看作是上天警告，或者認為是天賜祥瑞。漢班固所撰《白虎通義》說：「天之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這樣的解釋雖然虛妄，但在客觀上也有積極意義，至少能夠警告那些為人君者，要敬畏天道，以德立身，體恤臣民，不可為所欲為。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裡，讓上天來監督帝王，比起其他方式更具威懾力，因為他們都以為自己手中的權杖是上天賜予的。楚莊王對天不降災異甚至會感到憂慮和恐慌，幽幽地念叨說，是老天把我給忘了吧？若有哪位觀天高人對君王說，你的作為讓老天震怒了，再不悔悟，這後果嘛，你懂的。即使再霸道的主兒，也會有所怵惕的。
自古而今，傾向於無神論的人不少，徹底的無神論者卻不是很多。就連科學巨匠牛頓，也以為宇宙的原動力來自上帝之手。即便在今天，占星術仍有一定的市場，天象異常時也會引起人們的猜測和緊張。前些年有消息說，2012年地球南北磁極將會發生逆轉，並有可能導致地球爆炸，傳聞風行時，就曾引發過一些人對世界末日來臨的恐慌。每逢大災降臨，社會上也總會有人借天象說事。用自然災異影射社會事件，無疑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現代人將這種歷史觀歸於神學目的論範疇。神學目的論認為，人世間的一切變故，都是天神在冥冥中主宰的。
反對「天人感應」學說的人也振振有詞。荀子及其弟子就極力反對神秘主義的天道觀，明確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主張「制天命而用之」。王充在《論衡》中詳盡地分析和批駁了「天譴論」，認為「天道自然也，無為」。他打比方說，天有災異與身體有病是一個道理。血脈不調，人就會生病；氣候失調，天就會降災。王安石認為，天道與人事各有其常，兩不相關；自然災異儘管有時會和社會變故同時發生，但這只不過是巧合罷了，二者並無因果關係。針對當時有人利用「天生異象」攻擊新法，王安石嚴正回應說：「天變不足畏！」
如果我們撇開神秘的天象觀，重新審視天象與人事的客觀聯繫，你就會發現，這兩者之間儘管沒有所謂的必然「感應」，但卻存在着一定的互動關係。自然災害不僅會帶來人間苦難，產生群體生存壓力，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不論是大旱大澇，還是蝗災、震災和瘟疫，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力，以致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加之官府賑災無力，勢必引起民變，有血性的壯士們就會揭竿而起。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農民起義，不是為人禍所逼，就是為天災所迫，其中有多次是長時間、大面積自然災害引發的。東漢末年，災荒頻仍，瘟疫流行，死人無數，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以張角為首的廣大農民被迫奮起反抗。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直接起因也是兵連禍結，其結果同樣是天下大亂。當然，自然環境的變異並非一定會引發社會動亂，關鍵在於各級政府是否預有儲備，積極應對，賑災恤民，安撫四方。唐代開元年間，河南、河北兩地旱災接連蝗災，由於宰相姚崇頂住朝野壓力，力主同心滅蝗，終於說服玄宗並得到的支持，降低了蝗災造成的損失，避免了因天災引起的社會動亂。
反過來說，人類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也會導致「天象異常」。
社會災難不僅會破壞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催生和加劇自然災害。比如說我們改造自然，動機不可謂不佳，但在戰天鬥地、移山填海、開採礦藏的過程中索取無度，破壞了生態平衡。比如說我們造福社會，用心不可謂不良，但在利用能源、發展交通、奪取高產的過程中節制不力，造成了環境污染，從而導致了冰山消融、海水上漲、氣候異常、陰霾多發、水質混濁、惡疾流行等一系列災難性後果，嚴重威脅着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
總之，自然現象與歷史事件之間，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之間，確實有着不可忽視的互動關係，只有順勢而為，調適得當，才能和諧共生，但把兩者關係神秘化、絕對化，把天象變異說成是歷史動因，就違背了自然與社會固有的客觀規律性，無疑是十分荒謬的。■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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