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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輝
近些日子，再次翻讀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園之門》（Gates of Eden），覺得分外溫暖。這本書以一九五九年的一次學生運動拉開序幕：阿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科索（G. Corso）、奧爾洛夫斯基（P. Orlovsky）等年輕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詩朗誦會，幾乎把哥大弄得天翻地覆。
很多年之後，才明白那不單單是一次年輕的反叛，不單單是一次政治運動，而是對往後數十年的文化、社會有非常巨大的影響，甚或導致政府的政策和個人的生活形態，有了最根本的變革。有人甚至說，那其實是一冊非常偉大的文學史。
我們的城市不缺少反叛精神，也許只缺少討論問題的氣度，或者氛圍。氣度是從個人說起，而氛圍則從公眾的態度反映出來。也許大家的起點相差並不太遠，只是在於氣度狹隘，各走極端。《伊甸園之門》揭示一種烏托邦思想：「它與某個悠久的異教傳統一脈相承......即使在現世的尋歡作樂中，也能通過布萊克所謂的『改進感官的享受』而取得精神和道德的勝利。」
也許，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以至還沒有弄清楚運動的本質。根據迪克斯坦的分析，幾十年前，美國校園運動也不是純粹的學生運動，也有吸毒者、學者、新左派、文化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都在推波助瀾，可是無損運動的精神和理想：一種擺脫建制的高度想像力。
其實都是在一個不斷變化、不斷反思的社會裡長大。喜歡山崎正和在《柔性個人主義》這本書的《第一章：探索七十年代》的開場白：「一個時代的轉折點，究竟要跨過多少時間上的距離，才能開始顯現出它真正的意義來呢？當我們將現代定義為一個時代，而試圖思考其歷史特色的起源時，這種令人不安的疑惑，時常掠過我們的心頭......」
山崎正和思考着七十年代的時候，他首先就想到：What to do next？是的，「接下去怎麼辦？」那才是教人最疑惑不安的一個問題。我們都有過一個美麗或醜陋，充滿緬懷溫情的同時又回響着成長的吶喊，既壯闊又近乎無知的七十年代。如果七十年代教曉我們懷疑、教曉我們反抗、教曉我們對既定的不合理體制反覆思考和提出異議，並且抱此態度度過數十年，在痛定思痛之餘，也許還是要問：Ｗhat to do next？
妥協顯然並不是最終的選擇。如今我們好像比較能夠理解七十年代了，那就是說，我們不再受到七十年代的問題的切身困擾，比較能夠回過頭來看當年教人困惑的氣候和人事。這一代的年輕人要經歷多少年，才可以像今天理解七十年代那樣，對動盪不安乃至真正的天翻地覆的反叛精神認識得更清楚？
這是一個過渡和等待大變化的時代，也許一切翻天覆地的大故事都是老故事，到頭來也不過是智能手機所說的、大同小異的故事，大家所需要學習的，也許就是獨立思考，以及大無畏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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