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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 剛
七月，南中國小島上的天氣，悶熱翳焗，天上烏雲流竄，時而傾下一場陣雨，人們的心情難免也受了影響，有些兒抑鬱氣頂；我拖着沉重的腳步走進了殯儀館，來賓眾多，排着隊在弔唁冊上簽名、鞠躬致敬，望着黃永剛先生的彩色遺像，栩栩如生，不過那應該是二十年前的模樣，近年，病魔折磨下的他已老了許多消瘦了不少。我見靈前陳放着爐香，遂誠心地向校監奉上清香一炷，但願這化作心香一瓣，「一瓣心香只念茲」，送上懷念尊敬祝禱與追思：懷念校監的為人，尊敬他的敬業樂業，祝禱他的事業後繼有人，追思數十年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前來致悼的來賓多是教育界和工會朋友，年輕的學生和坐輪椅的長者。鄭耀棠在招待着張曉明、梁振英；我記得有一次得知鄭耀棠頸椎有問題，平素很寡言的校監開會時問工會中人：「棠仔怎樣了？」顯出了關懷和愛護。如今，棠仔在靈堂主持喪禮，校監應該拈花微笑。攀旗自有後來人，愛國愛港的事業會薪火相傳不息。
我真正認識永剛先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他和時任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的葉若林、中聯辦的王如登是港區代表進入常委會的。但是，早十多年，當我擔任省政協港區委員時，由於很多時開會和人大一起，所以也知道其人。尤其是在廣州開大會，晚上港區代表和委員都會在同住的賓館消夜，聚在一起暢談甚歡。後來，一個偶然機會，才知道永剛先生就是半世紀多前《文匯報》副刊「黎於群」寫作小組的主力，這就把我們的友誼拉到更早。上世紀五十年代，雖然在有名氣的「官立」中學唸書，但是新成立的祖國政府那蒸蒸日上的活力和面貌觸動了我們想及個人與國家、前途和理想的重要課題。進步學校的朋友和報章刊物是幫助我們思考的良伴，《文匯報》的「生活信箱」是每天必讀的專欄，而「黎於群」便成為我可以談心的諍友。當知道了永剛先生是這專欄的主將後我很興奮地對他說：「校監，原來五十年前您已經是我的良師！」永剛先生在廣州解放前在那兒唸大學，起初我還以為他是在中山大學，因此我也曾尊稱他作「師兄」。廣州解放後來港，在新界林村初執教鞭，不久便轉入勞工子弟學校，從此心繫勞工菁莪樂育，歷任教師主任校長校監，在他辛勤勞動下，勞校擴展為具有多所學校的教育機構，他也榮任主席，而後因年高而轉任榮譽主席直至去世，服務勞校六十年，窮畢生精力、克勤克智、任勞任苦為培育有為青少年工作。
有關永剛先生從事教育的貢獻，具實的我知之不多，尤其是早期開山劈石的拓展工程，只不過從朋友口中略知一二。恰巧在靈堂追思之際坐在同是原廣東省人大代表、工聯會老負責人潘老旁，承他介紹了勞校初期與港英教育當局的鬥爭、如何克服無理的干擾和壓制，以及勞校師生的艱苦奮鬥。校監的次女黃川給我憶述長期以來，永剛先生每天都早出晚歸，在家只匆匆休息幾小時便又出去工作，為校務操心，為抵禦港英政府的壓制而抗爭，為籌募辦學資金而奔跑，為幫助勞工子弟能得入學而呼籲......從日後我所認識的校監精神結合我所知道的回歸前港英教育當局的方針政策，我完全可以想像到在那艱難年代校監和勞校的處境和他們的克難精神。
當然，當我們成為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的時候，日月已換了新天，勞校機構已經培育出很多為國為港服務的偉材，勞校的規劃迭經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多層次多方面的教育機構。不管永剛先生職位的變化，我仍是稱呼他作「校監」，而且深深記着「黎於群」曾給予我的啟迪：他是良師也是可以攜手共進的戰友。
參加廣東省人大工作期間，他積極認真，發言和撰寫文件都中肯明確，排除套話泛言，立論精練一語中的。調研訪問親歷其境認真落實，主持項目有始有終。在清遠捐建學校冒烈日酷熱和交通不便汗流浹背多番奔走；在江西鄱陽湖口頂着朔風雪雨訪問貧苦學童為他們籌建學校。每一次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組織的港區人大代表參觀視察活動他都身先士卒熱情參加。臨近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刻，他和葉、王兩位常委加上熱心的球叔等倡議成立「粵仁達聯誼會」，以期回歸之後廣東省再沒有港區人大代表席位，而使以前各屆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可以繼續力所能及地為港人港事愛國愛港工作服務，遂成立了這組織。永剛先生是創會副會長，雖然會的規模不大而且也缺乏常設會所，但是在他領導之下，活動相當頻密。通過每月例會組織了座談、與內地交流和與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聯繫，舉辦了多次到內地參觀訪問、辦學和捐助災區活動。每次他都親力親為各事兼顧，大如節目安排小至督促報名他都全面掌握，充分體現了他數十年如一日的認真耐勞刻苦精神。
在喪禮的來賓接待處放有一冊精緻訂裝的《爸爸的話--黎於群的筆》，裡面影印了若干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永剛先生在《文匯報》刊出的文章，專欄名曰：《黎於群七日談》和《香江新語》。其實，這些小品只是永剛先生浩如煙海的為青年分憂解困勵志給力報端專欄中的小部分。不久前，《文匯報》「采風版」方芳的《懷念黎於群》簡括地追溯了永剛先生與「文匯」的關係：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他為主的寫作組曾在「采風版」主持過「思想與生活」和「生活信箱」專欄，自1951年9月1日至1988年10月16日，歷時37年。但本文上述的兩個不同名字的專欄的最後一篇是1995年5月23日刊出，也就是說「黎於群」通過《文匯報》和年輕人做了44年的知心朋友。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和青年談個人的生活、升學、戀愛、家庭、信仰、前途等問題，是在「小我」的範圍，而九十年代的文章，則傾向於論及社會人生以至回歸前後的大是大非，內容擴大到「大我」。篇篇珠玉對年輕人都有切身的啟迪和幫助，直至今天我仍深信這些文章的作用。當看到目前香港有些青少年，竟然不務正業走上邪道，不好好讀書修業學好文化道德，做個端正的中國人，反而聽信宣揚所謂西方民主及受外國反華勢力唆擺的人，對社會一切都不滿，驕傲自大自毀前途。四十多年來的孜孜不倦在報端發文的「黎於群」今天別我而去，很希望這正氣的聲音繼續有人發揚光大，啟發和端正我們的時代青年。
永剛先生走了，我扶着那深沉的棺槨，彷彿有一股暖流透過木板滲過手套傳進臂彎；像昔日握着校監的手一樣，我感到了那種堅定的信仰和無邊的毅力。相信勞校的教育精神會發揚光大、香港的青少年會得到正確的指引走上愛國愛港的光輝大道！校監，放心吧，祝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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