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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離開城市，赴農村接受再教育。網上圖片
戴永夏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談過他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經歷，並且說：「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才是真實的生活。」
當年，跟習總書記一樣「接受再教育」的，不止是千百萬中學生，大學畢業生也在其列。因為當時的「最高指示」天天在喊：「知識愈多愈反動」，「讀書愈多愈糊塗」。照此說來，大學生似乎更需要接受改造。就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我剛走出大學的大門，就又奔赴「接受再教育」的「戰場」......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從山東師範學院畢業兩年後（在學校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就被分配到當時的四川省萬縣地區（當時尚未設立重慶市，萬縣地區屬四川省），又從地區分配到梁平縣，在縣廣播站一邊工作，一邊「接受再教育」。
梁平位於長江北岸。儘管該縣縣城以「平」著稱，但全縣大部分地區仍為丘陵山區，交通不便，經濟文化也比較落後，因此從外地來的大學生都希望留在縣城工作。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能留在縣城的卻是極少數，多數人都被分到偏遠山區的廠礦或學校。而我這平庸無奇的人能留在縣城，實屬意外。
當我孤身一人從萬縣地區畢業生中，被分配辦公室分配到梁平縣時，真是兩眼茫茫，兩耳空空，對這裡的一切都茫然無知。對幹甚麼工作，心中全然無數。我唯一希望就是能留在縣城，回家時少一些翻山越嶺之苦。
那時，縣裡各辦事機構都實行軍管，由「軍代表」當家。而在縣分配辦公室，我卻遇到一位面容和善、身體瘦弱的地方幹部。他耐心聽完我的情況介紹後，又看了看我遞上的材料，便跟其他人稍作商量，就通知我到縣廣播站去報到，工作是當普通工人，「接受再教育」。這真令我喜出望外，沒想到留在縣城會這樣順利。
縣廣播站是當時全縣唯一的宣傳喉舌，其地位相當於國人心目中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因而受到許多謀職大學生的青睞。在那麼多分到縣裡去的大學生中，為甚麼他們偏偏挑中了我？開始我並不清楚，後來才知道，是我艱苦樸素的外表幫了大忙。記得我當時穿着一身洗得發了白的舊軍衣，看上去土裡土氣。而在當時許多人看來，衣着愈樸素、愈土氣的人，身上資產階級的東西愈少，思想愈「紅」，也就愈「革命」。相反，如果穿得好一點，體貌端正，才華外露，那人肯定「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到哪裡都不受歡迎。有一位先我幾天分到梁平的女大學生，就因此而吃了「啞巴虧」。
這位叫方慧茹的上海姑娘，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她人長得漂漂亮亮，舉止落落大方。儘管她穿的是一身極普通的勞動布工作服，但看上去端莊秀麗，整潔高雅。她分到梁平後，聽說縣廣播站需要人，便毛遂自薦，上門求職。廣播站的男播音員一見天上掉下這樣一位「金鳳凰」，喜不自勝，便約她當晚到廣播站來「表演一番」，意在讓她一展才華，得到眾人賞識，能留在廣播站工作。
上海女大學生要表演節目的消息不脛而走。當晚剛吃過晚飯，縣廣播站的院子裡便擁來許多看熱鬧的人。方姑娘見這陣勢，以為正是施展才華的大好時機，於是在錄音機的音樂伴奏下，一展歌喉，十分賣力地演唱了《蝶戀花》等毛主席的詩詞和其他幾首革命歌曲。她的文藝功底不錯，演唱水平絕不亞於當地專業劇團的演員。她滿以為這一唱足可領到進廣播站的通行證。哪知她剛一離開，站內的「革命派」便議論紛紛：「這樣的臭知識分子，怎麼能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讓她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改造吧，我們這裡不需要資產階級的嬌小姐！」......就這樣，這位方姑娘才華初露，就遭到唾棄，廣播站和縣城都未能留下。爾後她被分配到離縣城七、八十里遠的一所山區聯中教書，條件艱苦自不必說，生活上也很不如意。上世紀九十年代，聽說她患了癌症，調回上海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梁平不是個很大的農業縣，當時全縣並無像樣的工礦企業和科研機構，然而分去的大學生中卻有各種各樣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各類高校：有北京的、上海的、山東的；北大的、西安交大的、華東師大的......所學專業，既有醫學、文學、哲學等普通專業，也有地球物理、高能物理、航空航天等尖端專業。在當時知識大貶值的情況下，不但學尖端技術的找不到用武之地，學普通專業的多數也用非所學。於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畢業的，被派去山上看林場；西安交大學橋樑建築的，被分到水庫工地挖魚塘，做的盡是挖泥挑土的力氣活。我這學中文的，到廣播站也不是做採編，而是做需要力氣和膽量的架線工。由於所學和所用嚴重脫節，學的東西用不上，而所幹的往往正是自己所短的，所以大學生們就愈發顯得「無能」。於是，一些以「大老粗」自居的「革命派」，就經常用對這些「臭老九」的挖苦和嘲笑，來證明自己地位的優越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一「最高指示」的無比正確。
一次，我跟一位公社社長到地區開會。晚飯後，他便給我擺起了「龍門陣」。他憤憤不平地說：「我們那裡分去兩個大學生，麥子韭菜都分不清，卻拿高工資，每月四十二塊五！而我這當社長的，幹了二十多年，每月才掙二十八塊錢，太不公平了！」 他的話正好觸到了我的痛處。我反唇相譏道：「你會的，他們也許暫時還不會。可是他們會的，你大概永遠也不會！國家培養了他們多年，難道只為了分辨麥子、韭菜？你要是感到冤屈，可以給中央寫信，要求把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降下來，補到你們這些『革命派』身上！」這位社長一聽話不投機，他還不知道我原來的身份，嗔怪道：「你怎麼淨替這些『臭老九』說話？」我愈說愈來氣：「豈止是替他們說話？我跟他們還一個鼻孔出氣，『臭味相投』呢！」
我說的是心裡話。我們這些分配去的大學生，儘管來自天南海北，過去彼此都不認識，但共同的命運、共同的處境和共同的志趣，把我們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平時，大家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分到鄉下的，進城辦事，就吃住在分到縣城的同學處；而我們「城裡的」到下面去，也一定要去找分在那裡的同類。在我們的小天地中，薄酒一杯，粗茶一碗，便打開了思想的閘門。彼此推心置腹，徹夜長談，海闊天空，無拘無束，胸中塊壘，一吐為快。既有憤世嫉俗的嬉笑怒罵，也有對現狀的冷靜分析和對未來的探討思考。儘管社會上對我們存有種種偏見，我們並未因此而消沉，也沒有妄自菲薄。對美好的明天，我們充滿希望。
當然，這些在今天看來極為正常的朋友交往，在當時也常遭非議。一些「革命派」一見大學生聚在一起，就認定他們在搞不正當的活動，就要嘁嘁喳喳，說三道四，或批評指責，或橫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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