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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余光中作品」。一直知道他是一位詩人，但扉頁上的介紹說他是：「被譽為當代中國散文八大家之一」，甚感自己孤陋寡聞，於是一口氣讀完了該系列總共八本中的兩本，《隔水呼渡》和《憑一張地圖》。讀得比較認真的是後者，因為作者在《新版自序》中也說：「在我的文集裡是頗特殊的一本。」而且是「既非一般雜文，也非純粹美文，而是兼具理趣與情趣的文章。」在我看來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寫作人生、遊記和文化雜感。這樣的組合既可以為寫作愛好者提供參考，也可以與旅遊者對話，還提供了一些作者經歷過的文壇故實。而他「我寫這些小品，雖然迫於時間，卻也不甘偷工減料，就算雕蟲，也是抱着雕龍的心情舉筆的。」以及「短文一短，着墨就倍加用心，許多警句妙論都以短見長」的認真態度，都在具體的文章中，為讀者提供了揣摩體會的樣板。
作者開玩笑說：「我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取悅大眾。寫書評，是取悅朋友。翻譯，是取悅太太。」但無論是寫詩還是翻譯，哪一樣會缺乏「獨自遐想的時候，總不失為一種安慰」的思維享受？雖然「香港的文學不及台灣之盛；但香港在翻譯上的成就值得台灣注意。」包括內地文壇，「我們在翻譯上的成就，遠不如歐美與日本。」甚至「聽內地通日文的某作家說：「豐子愷所譯《源氏物語》毛病頗多。」但尷尬的事實是，確實不具備靜下心來耕耘的良好土地，也缺乏既精通外語又具有深厚中文功底的人才。作者批評台灣社會「在日趨繁榮的外表下，已經呈現富而無禮的病態。」那麼，他行走的海峽三地，是否同樣需要用文化的軟實力來強身健體，就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課題了。
顯然余光中是十分推崇《出師表》的，他說諸葛亮：「原本無意於抒情或唯美，卻因為情真意切，竟把奏議的公文寫成千古的至文。」諸葛亮是不是無意於抒情或唯美另當別論，他指出中國的散文傳統「非但不排斥雜文，還頗表重視」的特色是不錯的。他要求寫作雜文做到「條理分明、文字整潔、聲調鏗鏘、形象生動」的四項標準，也是十分有益的經驗之談。對於寫作者與讀書的關係，余光中的說法是：「做了作家之後，更需要讀書。作家讀書，是為了看看其他作家在寫些什麼，想些什麼，才能夠反觀自己寫的是否高明，想的是否深刻。」寫作者需要讀書是不言而喻的，關鍵是如何選擇，因為「讀好書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讀壞書，因為人壽有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說法其實言過其實，遇上千人一面的三個臭皮匠，還不如堅持寫作的「卡拉OK」，努力創作徐霞客描寫太華山那樣的作品，「要在夠遠的地方才見其巨大」，是需要凝聚學識能量的。余光中還提到了梁實秋警告世人：「文藝有政策乃文藝之不幸。他力主文學應處理廣闊的人性，而非偏狹的階級性；另一方面，又標舉古典的清明，以補救浪漫的放縱。」作者選擇如何寫作，是建築在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感悟之上的，多樣性的作品之所以有長久的生命力，恰恰是沒有根據什麼政治人物規定的文藝政策，或者文藝主張而作的作品。畢竟「政治短暫而文化悠久」。就是階級性的認識，也可以是多樣性的，不承認只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地主階級，認為還可以歸結為權貴階級、官僚階級和平民階級的三方。說權貴階級通過掌權取得利益；官僚階級則企圖像中間商那樣上下通吃；平民階級則在抗爭中實現自身的價值，促進社會的發展，也未必講不通。
關於音樂噪音像二手煙一樣污染環境，妨礙人的思想和休息，恐怕也是海峽兩岸的通病。「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後，便是集權。」然而追求「鐘鼓饌玉」的熱鬧，卻是數千年來的傳統。流風所及，大學對外的公開課也煩人地配上不相干的背景音樂，甚至個人的博客也喜歡配音。就像霸道的爆竹聲，想掩蓋其他一切聲響，只爭一瞬虛空裡的光亮和爆響，哪裏顧得立即化作一地無價值的屍骸！不能不說余光中對此的痛感與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文：龔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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