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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清
3月23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因病去世，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島國「獅城」。輿論普遍認為，李光耀長期領導新加坡，把它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使其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與香港、台灣、韓國一齊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毋庸置疑，新加坡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羨慕的發展奇跡。2002年初，新加坡領導人提出「再造新加坡」，並將其作為新世紀頭二十年的行動綱領和戰略目標。新加坡作為一個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為什麼還需要「再造」呢？原因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新加坡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正面臨着一系列的挑戰。
「再造新加坡」應對新挑戰
「再造新加坡」的核心是面向新生代，應對新挑戰，實現文化理念上的更新與重塑。這一戰略的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確保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優勢，在經濟上發揮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優勢，在文化上創造中西「雜交」的優勢。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新加坡的金融、貿易、製造、旅遊等多個產業遭到衝擊，《海峽時報》指數創5年新低。政府採取積極應對措施，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努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提升投資者信心並降低通脹率，並推出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2010年，經濟增長幅度達到14.5%。根據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報告，新加坡成為繼紐約、倫敦、香港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亞洲重要的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
「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新加坡與香港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曾因勞動密集型產業有過輝煌，領導人主張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都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
「再造新加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既有現實的背景，也有長遠的考慮，是新加坡領導人「戰略思維」的體現。
新加坡在政治上嚴格管治，經濟上高度開放。李光耀等歷任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好的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經濟發展有限，民主不是繁榮的必經之道；國家政策應以國家生存、人民富裕、民眾福利為主。李光耀曾多次指出，政制的設計必須根據一個國家的民俗習慣，並符合其人民的特性；在擬定經濟和財政政策時，必須考慮到一個民族的社會習慣和文化價值。
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進程，必須根據本國、本地的實際作出選擇，要用民主的效果來檢驗民主的適用程度。民主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廣大老百姓能夠從中獲得實際利益的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漸進的國有資產企業化進程、民族和睦政策等，無不是為了保證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概括地說，「再造新加坡」戰略以穩定發展和高效管理為原則，着力提高政府的控制能力。在政治上，優化黨際、黨政和黨群關係，使人民行動黨對整個社會具有強大控制力；在經濟上，確立經濟先行戰略，因地制宜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強化規範政府行為，提高經濟控制力。
身份認同事關國家生存與長遠發展
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實施「再造新加坡」戰略也是增強國民國家認同的需要。新加坡立國時間不長，缺乏文化根基，由爭取獨立和發展經濟所形成的國家認同與忠誠度正在褪色。如今，新生代已佔到新加坡人口的70%左右，他們中的大多數雖不乏理想抱負，但確有相當部分人崇尚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無國籍主義及福利主義，既依賴政府，又缺乏國家認同和責任感。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安全法令規定，如果涉及國家安全，即使由於證據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也可以將犯罪嫌疑人長期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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