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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上海市政協常委
普選方案投票在即,反對派仍抱荂u中央在最後一刻讓步」的幻想,試圖突破人大「8.31」決定,修改普選方案。那麼,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中央的原則立場會作出改變?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長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個信號:一是中央真誠希望普選方案能夠得到立法會通過;二是不會拿原則做交易,普選方案沒有任何修改空間。中央的原則立場本在情理之中。因為,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反對派的要求超出了原則底線。從「底線思維」看政改,普選方案沒有修改空間。
什麼是「底線思維」?
凡事謀定而後動。先以「底線思維」劃邊界,再以積極有為的態度出實招,已成為習近平主席領導的新一屆中央執政團隊處理複雜問題的一個鮮明特徵。2013年10月7日,本人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的代表和中國企業家代表團成員,在印尼巴厘島國際會議中心峰會現場,親耳聆聽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閉幕式上發表的《深化改革開放 共創美好亞太》的重要演講。習主席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對「底線思維」最經典的論述。
「底線思維」就是既要「想一萬」,又要「想萬一」,辦事既要全力以赴爭取「有為」,又要明確邊界做到「有守」。按照這一邏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要確保不犯「顛覆性錯誤」,就是一些事能夠盡快辦好,當然是最好;如果一時辦不好,會不會不可逆轉、全局被動?「欲速則不達」,絕不能為了速度而動搖根基。
「底線思維」是中央治國理政的基本思維。無論是處理經濟增長與優化結構的關係,還是處理「疆獨」、「藏獨」與「台獨」問題,都可以看到「底線思維」在發揮茈角j作用。
香港普選的底線是什麼?
香港普選的底線是什麼?中央早已把話挑明: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當選,這是政治底線;普選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這是法律底線。
設定普選的政治底線於理於法都是無可爭議的。道理很簡單,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治實體。行政長官肩負蚋靋奕d任,既要對香港負責,也要對國家負責。如果行政長官不愛國,心中沒有國家觀念,處事不從全局出發,處處與中央對抗,會是什麼局面?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會處處受阻,香港無法得到國家的強力支持;各種反華勢力會肆無忌憚地在香港活動,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基本法失去應有的權威,香港的法治精神不復存在。這樣下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將變成一個不受憲法約束、各種勢力興風作浪、港人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的「怪胎」。
況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會選擇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擔任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愛國是基本的政治倫理。
至於香港的普選必須依法辦事,這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依據是香港基本法,這是討論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基礎。如果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普選的討論就無從談起。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都是憲制性的法律,必須得到尊重和嚴格遵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作出的一系列有關決定。這是一個必須堅守的法律底線。
靠什麼維護底線?
底線既已挑明,靠什麼來維護底線?答案就是: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這是當今時空下最好的方案,也是最後的方案。
說它是最好的方案,因為它既具備甄別與把關功能,又大大增加了民主成分。比如,降低「入閘」門檻,參選人提名人數由現時150名降至120名,每名參選人可獲得的委員推薦數目上限為240名。再比如,「暗票」方式「出閘」,每名提委以無記名方式投票提名人選,且最少要提名2人。這些設計要保證更多的人「入閘」,最優秀的人通過公開競爭「出閘」。至於「普選投票」階段,由過去的1,200人選特首變為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投票選特首,更是一次歷史性的跨越。
說它是最後的方案,因為它遵守了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首普選的決定包含了3個核心要素,即提名委員會組成、候選人數目和「過半數」要求。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共同構成此次政改的憲制基礎,普選方案合憲合法,不可撼動。
中央絕不會拿底線原則做交易
中央確實有誠意落實普選,但絕不會拿原則底線來交換。對於香港政改,習近平主席早已表明「三個有利於」的態度: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特別是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和平崛起受到愈來愈多的外部因素制約,國家安全在高層決策和國家戰略中的分量愈來愈重,香港政改決不能忽視這個因素。
現在,政改方案離提交立法會表決的時間愈來愈近。反對派議員應面對民意支持通過政改的現實,抓緊政改表決前的機會,特別要珍惜周日與中央官員會面的溝通機會,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下,務實討論普選問題,共同努力推動落實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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