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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法學博士
在5月27日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有反對派議員問行政長官，如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被否決，他會不會引咎辭職。在其他的場合，也有反對派議員問特首，如政改方案被否決，他會不會解散立法會。表面上看，這類問題似有香港《基本法》依據，但實際上是有政治陷阱的提問。
香港《基本法》第50條第1款規定，「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第52條第（3）項又規定，「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也就是說，根據法定程序，如有關的預算案或重要法案被否決，經協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如重選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他就要辭職了。
政改非本地立法 遭否決特首無需辭職
上述條文提到的重要法案，是指本地條例立法之重要者，本地立法之不重要者，不在此列。政改方案是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改，雖然重要但並非本地立法，故也不在此列。現說明理由如下：
一是香港《基本法》提到的重要法案與財政預算案並列，屬於同樣層次，都是本地立法層面上的事，但政改方案屬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改，須按「五步曲」程序進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的釋法和2014年8月31日的決定明確，如任何一個程序，包括立法會通過的程序不能完成，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二是該重要法案只要求立法會二分之一多數通過，屬於政府提案，不是議員提案，而政改方案雖然也是政府提案，但卻要求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其通過的標準遠比本地立法嚴格。既然更為嚴格，通過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下降，從香港《基本法》第49條的規定來看，就不宜適用。
三是行政長官辭職的前提是解散了立法會後，重選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該重要法案，拒絕通過的標準仍然是立法會二分之一多數。但修改附件一的「五步曲」並沒有這種程序，自然就不能適用。
四是該重要法案是指新的法案，不是對本地已完成立法的修訂，更不是對原附件一的修正案。例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本來是屬於此類立法，當時也有人認為是如此。為了避免重要的法案被否決，導致立法會解散和行政長官辭職，行政長官主動撤回該立法草案。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當年的立法實際上仍然是對《行政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社團條例》等本地條例的修訂，並非是嶄新的落實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五是在上述情況下的行政長官辭職，是必須的，中央政府只能接受，不能慰留。而在其他情況下，行政長官的辭職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接受，才能生效，包括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彈劾，如果中央政府慰留，行政長官是有可能不必辭職的。
既然政改方案不是有關的重要法案，反對派議員的提問就是無的放矢，在法律上就沒有意義了。然而，此類提問有什麼政治目的呢？
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如施政受到挫敗，是可能引咎辭職的，即使在法律上無必要如此，也是表示承擔責任，向人民負責。同理，儘管行政長官在法律上不必辭職，但如在政治上，他是可能辭職的，只要中央政府接受就可以了。但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被否決，如前所說，行政長官不論在法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不必辭職。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明確表達了這個意思，是果斷的，也是正確的。
反對派欲將否決政改的髒水潑向特首
反對派議員多次提問的目的，不論是要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還是要行政長官引咎辭職，就是要把否決政改方案的髒水潑向行政長官，掩飾他們否決政改方案的「罪責」，其用心不可謂不險惡。如果這種圖謀得逞，政改被否決的機會就會大大提高。
筆者認為，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大於被否決的機會，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政改方案是唯一的，也是寬鬆的。如認真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現行規定和政改方案的內容對照一下，不難發現，政改方案將附件一的現行規定，加上了普選程序，只是作了文字上的必要調整。例如，將原選舉委員會的150名選委的提名，調整為提委的「入閘提名」，設上下限，更為寬鬆；將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改為提名委員會的「入閘提名」，只是把一名行政長官人選改為2-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後當然是普選。如果反對派認為這是「假普選」，則過去的選舉都是「假選舉」，顯然不符合邏輯。《莊子．齊物論》提到的「朝四暮三」的故事再度在香港重演，綑綁的反對派議員就像故事中的猴子一樣。
二、實事求是的民調可以反映民意。只要是實事求是的民調，都得出多數市民希望政改方案通過的結論。有些帶傾向性的民調，其採訪的對象不是從一般性群眾隨機抽樣，而是從年輕的群體或反對派支持者的群體中取樣，當然會有不同的結果。但即使在這樣的群體中，支持政改通過的比重也不會太低。換句話說，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政改，與民意背道而馳，就可能失去民意的支持，就會在下一屆立法會的選舉中，被選民所唾棄。反對派議員三番幾次誘導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或辭職，是為了轉嫁自己的危機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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