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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
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讓人陷入對戰爭成因的哲學思考。一位史學家說過：和平只是戰爭的間歇。那到底人是性善？還是性惡？基督教教義認為，人生來有「原罪」，故要終生懺悔和贖罪；中國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後天之惡可通過教化而改變。我認同戰爭是人類「原罪說」，它顯然更接近事實。
今年，國內外發表了大量關於二戰的回憶文章。不久前，我讀了哈薩克斯坦著名漢學家克拉拉．哈菲佐娃教授寫的一篇論文，感慨之餘，對戰爭的殘酷性和戰爭中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克拉拉教授寫道，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是享譽世界的「蘇聯漢學家第一人」，當德國軍隊兵臨莫斯科城下時，他不得不與成千上萬的婦孺老弱和工廠一道，撤退到「大後方」哈薩克斯坦。當時，能保住一條性命就算不錯了。院士被告知，撤退的人眾多，他隨身只可帶兩本書，他只好從汗牛充棟的書齋中挑選出兩本書，一本是《唐詩選集》，一本是《辭源》，均為中文本。這兩本書一直如影相隨，使院士一直保持着高超的學術水準，戰爭一結束便寫出大量學術專著。
克拉拉教授深情地寫道：「生死關頭，並非每個逃亡的學者都會想到要多帶幾本書，很可能會選擇多帶幾件生活必需品吧！」這段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對蘇聯知識分子原有的敬重變得更加強烈。難怪俄國能出現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和肖斯塔科維奇等大藝術家了。也許自己是漢學家，克拉拉教授對戰爭中漢學家和知識分子的命運傾注了太多的感情。她還提到另一位蘇聯漢學家屈納。屈納精通漢語、滿語和朝鮮語，撤退的地方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那裡有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文獻館，條件要好一些。在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屈納首次系統研究了哈薩克中央檔案館珍藏的滿語檔案，留下大量研究成果。而這裡珍貴的滿語檔案至今無人能識，克拉拉希望兩岸三地的學者能關注這批寶貝，繼續屈納未竟的事業。
戰爭雖然殘酷無情，卻能塑造堅強的靈魂。中國音樂大師冼星海便是代表之一。二戰爆發時，他正在莫斯科創作一部電影的插曲，也被緊急疏散到阿拉木圖。雖然拿着「共產國際」的介紹信，但他只能流落街頭，最後被一名當地好心的哈薩克音樂家收留。每天只有一百五十克麵包供應，但冼星海忍飢挨餓，經常深入草原牧區，創作出歌頌哈薩克民族英雄阿曼蓋爾德的大型交響音樂作品，譜寫了中哈人民友誼的光輝一頁。
克拉拉教授的論文也讓我想起了抗戰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七十多年前，在山河破碎的時刻，作家老舍在「陪都」重慶一間蚊蟲橫行、擁擠不堪的斗室裡，創作了中國最偉大的抗戰史詩作品《四世同堂》。西南聯大的師生徒步上千公里，翻山越嶺走到四川成都，在難以想像的困難條件下堅持學習，一大批學生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
在「九三」大閱兵的方陣中，哈薩克軍隊的雄姿十分醒目。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哈薩克等中亞國家接納了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前線地區居民，成為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可靠「大後方」。天安門閱兵中的獨聯體國家方陣最為耀眼，因為他們都是前蘇聯的兒女，雖然今天分家了，但戰爭的記憶並沒有忘卻，愛國主義依然是他們戰無不勝的武器。
戰爭中沒有女人，更沒有知識分子，許多蘇聯科學家和藝術家最終拿起武器走向戰場。希望知識分子今後不必重複阿列克謝耶夫、屈納和冼星海的命運；希望戰爭最終成為和平的間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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