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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尊嚴》網站。 網上圖片
鍾 倩
朋友阿傑新婚不久，他的岳父病逝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頓感悲慟，覺得太突然了，他卻表現得十分坦然：「老人家年齡大了，之前因心臟病經常住院，我們都能夠接受。」本想着怎樣去安撫他與家人，到頭來他先平復了我的心情。這使我陷入沉思：面對生老病死，我該如何學會坦然？
日前，一則新聞引發很多人的熱議。四川的一位老婦人在車禍中腦死亡，兒子不忍看到母親受罪，取下套在她鼻子上的呼吸管。醫院報警後，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對兒子實施監禁措施。有網友說，拔管弒母，拔出了情與法的思考，的確如此。換位思考，如果你是老婦人的兒子，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面對？想必每個人都會心情沉重。插管的生命個體，有失尊嚴，子女會覺得心痛，看着父母受罪又代替不了，很是內疚；另一方面，以插管延續生命，勢必牽扯醫療費用，這是一筆很大的經濟負擔，醫保難保，醫療過度的背景下，有些子女會權衡後放棄。
毋庸置疑，主動拔管與放棄治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在患者被搶救的情況下，主動拔管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權，提前結束生命，即便是出於親情考慮，減少病痛，也符合故意殺人的條件。而放棄治療這種行為，是主動放棄借助醫療器械或輔助藥物維持生命，不存在剝奪他人的動機。家人的意見或者患者本人的意願，選擇放棄治療，應事先與醫院達成共識，並簽訂協議書，以釐清各自責任。這樣的事情，反映出兩個問題，公民法律意識淡薄，還有臨終關懷的滯後或空白。因為癌症或突發意外導致患者瀕臨生命的末期，此時，我們該怎樣陪伴他們走過最後的時光，這是極需直面的社會問題。
八年前，我的父親因為突發腦血栓落下嚴重的後遺症。當時，第一時間把他送到醫院，很快，醫生下達了病危通知書，急診室外，母親雙腿癱軟，淚水含在眼眶裡，打了幾個轉，最終沒有滾出來。經過搶救，父親挽回了一條生命，出院的時候，多次嘗試，使用進口藥，他仍無法自主排尿，不得不帶着導尿管回家。體內植入尿管，對病人、對家屬來說，都是一種精神的折磨，那種痛感，時刻伴隨着，蹂躪着心房，是局外人所體會不到的連帶感。每個月都要換一次尿管，相當於一次微創手術。既然是手術，就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我和母親的心始終繃着，生怕發生什麼不測。
去醫院換尿管，掛號、排隊、交費，流程十分繁瑣，需要漫長的等待，叫人難以承受。一次，遇到一位男醫生，碩士學位，年輕有為，以為省城大醫院的醫生經驗多，不用多餘擔心，沒想到的是，他讓父親坐在輪椅上，連床都沒上，就給換了尿管。回來後，換的尿管出現問題，不得不又換了另一家醫院，拔出尿管，重新再插一次。這樣的體驗，我們一臉無奈，又默默隱忍着，而父親所承受的二次創傷，誰能買單呢？我不禁淚如雨下。理性的我很想找到那位男碩士醫生，問問他，如果換作是你的父母，你還會這樣對待嗎？事後想想，這樣的質問，又有多大意義呢？
慢慢地，我了解到，像我父親這樣的情況並非個例。後來，經過多方聯繫，找了個朋友，請社區的護士長上門給父親換尿管。所謂的熟人，其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個心理安慰而已。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梁文道先生在新書《關鍵詞》中講述的一件事：有個好朋友因為心臟有點毛病去了趟醫院，而且是全國知名的專科醫院，好不容易約上主任醫師，一進來，那位大夫問的第一句話不是「你怎麼了？」、「你覺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麼關係？」。朋友沒來得及回答，主任醫師便接着說道，「不是直接關係的話，我不看。」這樣的尷尬，儼然是社會的病態。
每次換尿管，我都會提前打電話預約，到了約定的日子，再次打電話提醒。有一次，預約的日子，護士長說臨時有事，換尿管要超日期了，我如坐針氈，好話說盡，都無濟於事。她讓一位護士帶着無菌包來給父親換尿管。我和母親忐忑不安。不知是技術不熟練，還是其他原因，尿管插得非常不理想，管內流淌出的尿液呈鮮紅色，那位護士神情緊張，我更是坐立不安。觀察一會兒，整個尿管變得通紅，沒有好轉跡象。我急不可待地問：「這是怎麼回事？」「應該沒大問題」，她輕描淡寫地回答，眼看到了下班時間，她匆匆離開了。我趕忙給一個從事護理工作的朋友打電話，諮詢這種情況，對方幫我分析，一定是插的時候觸到血管壁了，出現損傷，才會流血不止，應盡快找醫生處理。給護士長打電話溝通，她不一會兒就趕過來了，經過慎重考慮，她決定拔出來重新插。我忍不住問：「那不是要再受一次罪？」「保險起見，還是重插。」她回答道。就這樣，父親飽受二次重插的痛苦，他沒有呻吟一聲，而我卻心如刀絞。
可以說，父親的「插管」，已經成為我的心病。我無法戰勝至親骨肉上的連帶感，寄望於醫療服務能夠盡善盡美，哪怕現在還未實現，但是，我心懷希望，不只是為了父親，而是為了所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或者說，為了每一個「桃姐」。
有些時候，「插管」是一種延續，使生命存活；有些時候，「拔管」則是一種維護，使生命有尊嚴。後者指的是那些臨終末期的老人。幾年前，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與朋友成立了「臨終不插管」俱樂部，此事引發很多爭議。從羅點點的《選擇與尊嚴》網站上看到，她傳播「生前遺囑」的理念，即讓臨終者填寫「五個願望」，分別是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我希望誰幫助我。這個理念深深地觸動了我，也使我開始重新思考，怎樣迎接死亡？常常想起《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們的生活步調如此地緊張，使我們沒有時間想到死亡，為了擁有更多的財物，我們拚命追求享受，最後淪為它們的奴隸，只為遮掩我們對於無常的恐懼。」「臨終不插管」，其實，這正是對臨終關懷與關懷力度的重視，包括家人的理性接受、患者的精神慰藉，以及生命對生命的最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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