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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IWP邀請了不少海峽兩岸的作家，讓他們有一個面對面交流的平台。有不少兩岸作家還成了好朋友，如柏楊、張香華夫婦，一九八三年在愛荷華遇見來自上海的茹志鵑、王安憶母女，一見如故。
茹志鵑於翌年精心安排柏楊夫婦在一九四九年後首次踏足大陸，陳映真與吳祖光、王安憶之後還結成了好朋友。早年內地著名詩人、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因不懂舉炊，經常成為柏楊夫婦的座上客。類似事件，不勝枚舉。
我曾對聶華苓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的作家聚在一起，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一九八三年我參加的那屆，還有一對東西德的男女作家談戀愛。當他們分別返國時，相擁哭得死去活來。當時東德是共產黨執政，東西德作家互不相往來，可見愛情也是超越政治的。其他東歐作家，如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的作家，他們遇到來自西德或西方的作家都很激動，在離別時黯然神傷。
我參加的那一屆有個印度作家，他本身是個貴族，他在整個活動裡，很有優越感，不太主動與其他作家接觸。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通過文化交流，可以幫助互相了解。IWP很開放，也沒有什麼限制的。
我曾問聶華苓，IWP的宗旨是什麼？她表示：「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什麼主旨的，主要是因為Paul已經有Writer's Workshop的經驗，所以剛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想做文學交流，請外國作家，請有成就的作家，像啞弦、戴天，不是要他們來當學生，這要跟Writer's Workshop有分別，要請已經有成就的（established），出版過書的（published）作家，他們來並不是學習，而是交流、創作；任憑您不理任何人，您去創作也可以。」
這真是國際作家的大家庭！
IWP之所以可以凝聚那麼多作家，照聶華苓的解釋是：「這因為兩個因素，第一是我跟IWP的作家相處，都是作家對作家，還有人對人，這就是相同經驗，作為人的經驗，作為一個特別地區的經驗，像我跟那些鐵幕國家的作家都能談得來，因為那種受壓迫的、被壓迫的、被政權壓下去的政治經驗我有呀，在台灣有呀，所以都有共同的經驗，這感覺是不同的，我都明白他們。」
聶華苓一九八八年退休後，IWP也有一段期間處於半停頓的狀態。
據聶華苓說：「有好幾年沒有華文作家了，後來到Christopher Merrill當主持人，她是個詩人，也寫報道文學，她曾經得過non-fiction（非小說類）獎。她之前幾任的主持人就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聶華苓在Christopher Merrill主持IWP期間，重新出山，為IWP出謀獻策。IWP在聶華苓復出後，又生機煥然。 (《說聶華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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