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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獲浸大送贈紀念品。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學術之廣博深厚、人格之莊重高潔，可謂學者典範，深受世人崇敬。然而，近年來，有山西僑界陳端度，利用網絡和書籍的出版肆意攻擊詆譭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他憑空臆想，造謠誹謗。這些毫無根據的癡人囈語本也不值一駁。遺憾的是，由於網絡廣泛傳播，不少善良網民竟對謠言半信半疑，甚至以訛傳訛，令人深感痛惜。饒宗頤教授是國之瑰寶，我們不容許一代國學大師遭到毫無根據、別有用心的詆譭和攻訐，也不容許學術界被歪風玷污。因此，駁斥其造謠之詞，揭露其醜惡用心，雖君子勉為，但實是必要之舉。
饒宗頤教授剛剛迎來百歲壽誕，海內外舉辦了系列研討活動。饒先生的學問歷程，伴隨中國近代以來的救亡圖存、文化復興，而波瀾壯闊、氣象萬千。饒先生少年家學淵源，志於向學，才華初綻；及長遭逢國難，輾轉飄零，以筆為槍；功成名就之後，仍毫不懈怠，孜孜不倦，終成一代大師。其皇皇20冊巨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1,200多萬字，治學領域涉及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宗教學、歷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州學、目錄學、藝術學、文學、詩詞學、楚辭學等14個門類，所著皆涉學術前沿。饒先生學術之廣博深厚、人格之莊重高潔，可謂學者典範，深受世人崇敬。
然而，近年來，有山西僑界陳端度，利用網絡和書籍的出版肆意攻擊詆譭饒宗頤教授。他憑空臆想，造謠誹謗。這些毫無根據的癡人囈語本也不值一駁。遺憾的是，由於網絡廣泛傳播，不少善良網民竟對謠言半信半疑，甚至以訛傳訛，令人深感痛惜。因此，駁斥其造謠之詞，揭露其醜惡用心，雖君子勉為，但實是必要之舉。
駁斥之一：篡改真相
編造「師生之誼」，攀附國學泰斗
凡事皆有因。是什麼原因使得陳端度瘋狂地在網上和出書污衊饒宗頤先生呢？真如他所謂要「揭露真相」嗎？答案是否定的。陳端度所作所為隱藏着不可告人的醜惡私慾。
陳端度因旅日歸僑身份進入山西僑界，也因日僑來歷心存陰影。這要從其祖父陳梅湖說起。陳梅湖（1881-1958），名沅，號光烈，廣東饒平人，國民政府時曾任饒平縣長。潮汕淪陷後，投敵任日偽汕頭市政府秘書長、汕頭警察局長、粵東區綏靖督辦行政專員與保安司令，是名副其實的「漢奸」。抗戰勝利後，陳梅湖一直化名四處潛逃，曾隱藏日本多時，1958年因病在香港去世。
因為祖父淪為漢奸、潛逃日本的經歷，陳端度才有了「旅日」歸僑身份。雖然這種身份來自一段不光彩歷史，但只要清白為人，祖父畢竟不同於自己。可陳端度卻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對他來說，如何伺機攀附名流，抬升祖父歷史地位，乃至為祖父漢奸身份翻案，洗白不光彩歷史，成為心頭大石。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的龐雜無序和真偽難辨，令陳端度有了可乘之機。
由於饒宗頤先生名滿天下，而陳梅湖與饒宗頤先生是同鄉，早年又曾為同事，令陳端度找到了難得的攀附對象。他緊緊抓住這一歷史淵源大做文章，企圖通過偽造史料，將陳梅湖攀附為饒先生之恩師。
陳端度網文曰：「己丑六月二十日，饒宗頤接到梅湖公近照後即回信曰：梅師侍右：......」「饒宗頤又信曰：梅師尊鑒......」以此作為陳饒「師生之誼」的一項證據。但事實卻令人失笑。經過查閱，在陳梅湖自己編纂的《饒平縣誌補訂》一書中，找到兩封信的手抄原件，該書2009年由饒平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出版，全為影印陳梅湖的手稿而成，書中收錄饒宗頤這兩封信也是陳梅湖用毛筆手抄的。原信中饒先生對陳梅湖的稱呼是「頑叟世伯大人尊鑒」、「梅伯大人侍右」，到了陳端度手裡，竟然篡改成「梅師尊鑒」、「梅師侍右」，妄圖以此證明陳梅湖就是饒先生的老師。陳端度為達醜惡目的竟篡改祖父筆跡，偽造證據，哪有一點誠信可言？
陳梅湖手抄本中，兩封信的落款都是「世小侄宗頤敬上」。稍有文化常識即可看出，饒先生只是自認是陳梅湖的後輩而已，根本不涉及師生的問題。此外，在陳梅湖多首詩作中，亦稱饒先生為「世兄」，這是對世交晚輩的稱呼，亦不及師生之說。由此看來，饒先生從未將陳梅湖視為老師，陳梅湖也從未自稱為饒先生的老師。
我們不久前曾拜訪饒宗頤先生及家人，饒先生對陳梅湖的身份，一再申明：一，他是漢奸；二，他不是我的老師。可見陳梅湖是饒先生恩師之謬說，乃無稽之談。
駁斥之二：信口雌黃
妄圖翻案漢奸身份，反誣愛國學者
陳端度為給祖父的漢奸身份翻案，在互聯網上撰文發帖，並將相關文字付印出版，信口雌黃其祖父是「辛亥革命元老」、「孫中山秘書」、「打入敵營的民族英雄」。所謂「辛亥革命元老」、「孫中山秘書」之說，研究辛亥革命史和孫中山的學術著作可謂汗牛充棟，陳梅湖的名字始終未見提及。「打入敵營的民族英雄」更係子虛烏有。陳端度撰文攀附抗日名將，稱「梅湖公受蔡廷鍇、劉志陸二將軍之秘托，不顧個人安危與榮辱，打入敵營」。陳梅湖卒於1958年，而蔡廷鍇將軍逝於1968年，解放後地位崇高，他從未提及陳梅湖打入敵營一事，陳梅湖也從未提及以求平反。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時，由廣東省檔案館編纂的《日軍侵略廣東檔案史料選編》一書中，多處記載陳梅湖（光烈）的漢奸行為，試舉幾處：「偽警局長一缺則為陳光烈接充」、「陳光烈就偽警局長未久，本年六月十五日即升偽粵東綏靖督辦處長」、「陳逆就偽新職後，即着手肅清淪陷區我特務人員」......抗戰時期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廣東省奸偽動態調查專報》中將其列為潮汕地區三大漢奸之一。陳梅湖是國共兩黨一致認定的鐵桿漢奸，可謂鐵證如山。
然而陳端度竟在網上發帖捏造說，1945年，饒宗頤任偽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鄭紹玄秘書，嗣任潮州修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纂，偽專員鄭紹玄任主任委員，妄圖抹黑饒先生。而實際情況是，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3月16日，鄭紹玄就任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7月1日被推為當年成立的潮州修志委員會主任委員（此後由劉侯武接任），饒宗頤任副主任委員兼總纂，此時饒宗頤乃國民政府兩廣區監察使劉侯武的秘書、南華學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其時已是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根本不是日據時期的1945年，又何來「偽秘書」一說？
史實俱在，饒先生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不停地逃避日本侵略者和一眾漢奸的利誘和統治，侵略者每到一處，他便千方百計走避後方，始終堅持文化抗戰。
1939 年6 月，日軍佔領潮安城。饒先生離開潮州，取道惠州，經香港，打算轉越南，乘滇越鐵路至昆明，再至因廣州陷落而遷往雲南澄江的中山大學任教。途中，饒先生因病重而滯留香港。同行者有著名古典文學家詹安泰先生的妻子和女兒，詹安泰先生後在詩文中曾提到：「潮汕初陷時，聞敵方啖，固庵不為動。」說的是日本侵略者曾企圖利誘饒先生（固庵），但他不為所動，此事當時已名聞士林。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饒先生逃回尚未淪陷的抗戰後方揭陽（1943年9月，日軍佔領揭陽鄒堂，在鄒堂設立偽縣政府。1944年12月9日，揭陽縣城失陷，國民黨縣政府遷湯坑）。1942 年，饒先生受堅決抗日的揭陽縣長陳暑木將軍聘任為揭陽縣文獻委員會主任、揭陽民眾教育館副館長，主要任務是振興中華文化，保護潮州文物和文化遺產，並通過教育民眾，宣傳抗戰的民族精神。
1943 年秋，揭陽局勢惡化，饒先生奔赴桂林，應聘為無錫國專（抗戰時遷至廣西）教授。1944 年，桂林告急，饒先生走入蒙山；蒙山淪陷，又避入大瑤山。其間饒先生數度躲過日軍戰機轟炸，九死一生，著有《馬矢賦》、《囚城賦》、《燭賦》、《傜山詩草》等一批抗戰文學作品。
抗戰勝利消息傳來，饒先生欣喜若狂，當即賦詩：「舉杯同祝中興日，甲午而來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莞爾，樓船兼作受降城。」
從上述饒先生歷盡艱辛的避難史和以筆為槍的抗戰史，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民族氣節。抗戰勝利後，饒先生受聘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又獲當時省主席宋子文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一再獲得省政府的聘任，足證饒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在當時已獲廣泛肯定和嘉許。陳端度妄圖漂白祖父抹黑饒宗頤之謬說，反使有識之士更加看清陳梅湖賣國投敵的醜惡行徑，更加欽佩饒先生奔赴國難的崇高氣節。
駁斥之三：杜撰虛構
玷辱學人清白，誣指饒宗頤剽竊
饒宗頤先生從事學術工作，至今已超過80 年，以為人正派、學風嚴謹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饒先生的學術，格局恢宏，涉獵廣博，在許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形成獨樹一幟的饒學，深受學界尊崇。
公允而言，陳梅湖雖為漢奸，但也曾做過一些學術研究。然而陳端度為拔高祖父陳梅湖學術地位，以自抬身價，竟然譭謗說饒先生奪取了陳梅湖的著作手稿，加以抄襲剽竊，從而造就自己成為一代國學大師，真是聳人聽聞。
饒宗頤教授的學術領域極為廣博，陳梅湖則僅在方誌學範疇略有研究。而就方誌學而言，雖兩人皆以潮州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饒宗頤教授於抗戰後總纂民國《潮州誌》，以專家修誌的新方法見稱，至於陳梅湖於日偽時期編修的《南澳誌》等，則是傳統官僚文人修誌的路子，二者方法迥異，在學術理念上差之千里。
陳端度指稱饒教授抄襲陳梅湖著作最甚的是，誣指饒教授關於李鄭屋村古墓研究的論文，脫胎自陳梅湖的一篇《漫談九龍李鄭屋村古塚》的未刊雜文。此實為混淆視聽之說。
香港九龍的李鄭屋村古墓於1955年8月9日發現，隨即由香港大學中文系林仰山教授主持發掘。時任港大中文系講師的饒先生在8月11 日已與港大的同事簡又文先生一起進入古墓考古現場，有關詳情可參考林仰山教授當年的考古簡報。其後，饒先生在香港大會堂為考古學會作公開演講，初步發表其後來專業論文內的觀點。1965 年，饒先生在日本大阪大學史學會再作演講。1969 年1 月饒先生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上書面發表其論文《李鄭屋村古墓磚文考釋》，影響極大。2005 年又發表了《由磚文談東漢三國的「番禺」》一文，具見先生對一個學術問題的長期關注與輻射式的研究視野。
相反，陳梅湖並沒有親睹遺址發掘現場，他的「漫談」一文，僅見於陳端度自己創立的「陳公梅湖詩文文獻網」，未見其他刊發記載。據陳端度所發佈的「漫談」文章，其開篇即言：「近李鄭屋村發現古塚，猶未一履其地，唯讀各報紀載，讀後漫作此談，自知膚淺，貽誚高明。」可見陳梅湖也心知文章實非考據嚴謹之作。事實正是如此，其文論點及引證皆謬誤屢出。饒教授的論文則立論嚴謹，考據詳實。陳梅湖的「漫談」文章與饒教授的學術論文，不僅研究內容不在一個方向，學術水平更不在一個層次，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二文實風馬牛不相及，何來抄襲之說？
陳端度的這一誣衊顯然不攻自破。然而，他並沒有就此甘休。為「證明」饒先生會抄襲陳梅湖「大作」，陳端度竟造謠稱饒先生會習慣性抄襲，並舉出一些令學人失笑的所謂證據。以下舉其要者，一一予以澄清。
一、誣指饒宗頤教授敦煌學主要著作，是抄襲自敦煌一位「不知名的中學老師」的未刊稿。又稱：「你饒宗頤遠居千山萬水、幾千公里之外香港，去敦煌區區數日，就能研究出什麼敦煌成果？」此言真是荒唐至極，與敦煌學學術史嚴重不符。
眾所周知，饒先生治敦煌學，以研究國外所藏敦煌經卷為主，結合文獻，作出種種考證，從而得出許多成果。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饒先生先後在香港、日本、新加坡、法國、美國、台灣和印度等地任教或從事研究工作，與歐、美、日漢學界有較密切的交流，能較方便地接觸到法、英、美、日等地所藏的敦煌經卷，他的敦煌學研究最著名者如《老子想爾注》、《敦煌本〈文選〉斠證》、《敦煌琵琶譜讀記》、《敦煌曲》（戴密微改寫為法文），都是利用法國、英國、美國、日本所藏的海外敦煌卷子作第一手前沿的研究。饒先生上述著作皆成書於上世紀50至70年代，其時國內政治運動頻繁，對外封閉，一位敦煌高中歷史教師如何能見到這些海外敦煌文物，更遑論研究了。說饒先生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係短短數日的考察期間剽竊自當地中學教師，豈非天大笑話？
由此可見，要在敦煌學方面有大成就，不一定要長居敦煌。這也暴露出陳端度不學無術，想當然地認為，敦煌學一定要在敦煌才能進行研究，實在無知可笑。此為陳氏蓄意之杜撰，藉以混淆視聽，扭曲事實。
二、誣指饒宗頤教授所寫文化散文《南澳：台海與大陸間的跳板》，係抄襲馬楚堅博士的學術論文。其實兩文的性質和內容大相逕庭。
饒先生的《南澳：台海與大陸間的跳板》，最早為提交1994 年8 月南澳「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的文章，後發表於1994 年9 月的香港《明報月刊》總第345期上。此文為一短篇文化散文，內容由潮汕新石器時代，談到清初順治康熙時的南澳和後來十七、十八世紀中外交流習見的工藝品祝壽屏風等。在同一研討會上，馬楚堅博士也發表了他的長篇史學論文《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於明代海防線上轉變為走私寇攘跳板之發展》。馬氏的論文以直接史料為主，集中討論明代的海防、走私和海盜之間互為因果等關係問題，是一篇極專門的學術論文，除了篇名同樣用上了「跳板」一詞之外，與饒先生的文化散文沒有可比性。
所謂被抄襲的「受害人」馬楚堅博士，不僅從來沒有對饒先生提出過這方面的指控，反而主動站出來作證陳端度所言非實，為饒先生證明清白，但一再闢謠，仍止不住陳端度網上毒論。被逼無奈，馬博士以致要在律師處作出公證，否定有關謠言。
三、誣指饒宗頤先生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是抄襲趙令揚教授所著的《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此說純屬刻意造謠，誤導讀者之言。
饒宗頤先生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自1977年出版以來，廣為史學界推崇。早於饒先生此書出版前約一年，趙令揚教授也出版了《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一書。饒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後記》中，對趙書早於己書之刊行，表示「深喜致力之相同，尤忻其先我着鞭」，接着對趙書有所評論：（1）謂趙書並非全面探討；（2）謂趙書考正統論之起源失實；（3）謂趙對正統論之理解有所缺失；（4）謂己書網羅輯錄資料較趙書豐富詳盡。
檢視二書，可以看出饒先生的著作乃一部出版在趙書之後，但內容比趙書更為充實的著述。事實上，饒先生的著作16 開本共397 頁，而趙書則為32開本共176 頁。因此，饒先生的著作，是在學術上超越了趙書。學術界常言後出益精，饒先生此著不失為一個上佳的例證。
陳端度僅憑書名之類似，即誣饒著抄襲趙著，實乃無知之至。試觀近百年來，名為《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之著述，其部數幾乎難以計量，各書徵引之文獻亦大同小異，但只要著者有自己的觀點、撰寫形式與行文風格，即使書名相同也與「抄襲」無涉。
四、誣指饒宗頤先生父親饒鍔的遺著《潮州藝文誌》（由饒宗頤先生補訂完成），乃饒氏父子抄襲溫廷敬的《潮州藝文誌》手稿而成。此說純屬個人臆想，毫無根據。
饒鍔先生於1923 年左右已開始從事《潮州藝文誌》的撰輯工作。當時潮州文壇名流知之者甚眾，多有撰文述及。但其去世時只編訂至明代16卷，其後內容由饒宗頤先生補訂完成，共20卷，今刊14卷。至於署款「大埔溫廷敬纂錄」的《潮州藝文誌》，為未刊鈔本，原稿謂有8 卷，現存7 卷，今藏於汕頭圖書館。《潮州藝文誌》屬地方文獻目錄學一類的著作，因此二書內容或有相近之處，不足為怪；但二書篇幅詳略不一，其用力之不同，則是顯而易見的。饒誌始刊於1935年，溫廷敬到上世紀50年代初仍健在，他從來沒有隻言片語指責饒氏父子抄襲其書，由此可見，抄襲一說實乃大謬。
五、誣指饒宗頤教授將羅香林教授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此說與學術界常識極為不符。
陳端度誣稱羅香林教授為提攜饒教授，「將自己研究的領域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讓饒宗頤也參與研究。羅香林先賢仙逝後，饒宗頤再不提及此恩人。」這一誣衊與學術界常識相悖：學界咸知羅香林教授以客家學、族譜學、近代史和孫中山研究等著名，但並不以甲骨學、敦煌學或簡牘學見稱。上述陳端度所提的幾個領域，羅氏甚少或從未涉足。饒教授一直對羅氏非常尊重，羅氏逝世後，他曾多次參與其紀念活動，並有文章發表。
從以上所舉之例可以看出，陳端度對饒教授學術成就的誣衊均為信口胡言，至今沒有拿出一條真憑實據來，實屬惡意中傷，不堪一駁。
駁斥之四：移花接木
誣稱藏書被侵，企圖騙名騙利
陳端度為顯示自己家學深厚，對其祖父陳梅湖韻古樓藏書，津津樂道於「十二萬餘冊」之多，並造謠說饒宗頤先生將其藏書竊為己有，在臨解放時全數運往「饒宗頤住香港羅便臣道處」。此乃睜眼說瞎話，與史實嚴重不符。
陳梅湖的藏書如果真的達到12萬冊，應該是民國時期全國排名前列的藏書樓。當時名滿天下的寧波天一閣藏書（亞洲三大私人藏書樓之一），也不過七、八萬冊而已，何以陳梅湖的藏書當時竟在潮汕地區也藉藉無聞？闕本旭《潮汕歷代藏書樓述略》，詳盡羅列了宋代至民國時期潮汕地區公私藏書樓（室）117 家，其中並無陳梅湖的韻古樓。
相反，民國時期，饒宗頤父親饒鍔先生的天嘯樓在潮汕地區名氣最大，研究民國潮汕藏書樓的學者，多首稱饒氏天嘯樓。如果真如陳端度於網上所說，饒先生把其祖父的12萬冊藏書由潮州運往香港，有人作了一個簡單換算，需要16輛大卡車才能裝下。1949年局勢動亂，饒宗頤隻身赴港，怎麼可能有這樣的運輸能力去搶陳梅湖的藏書，而置自家天嘯樓的寶貴藏書於不顧？再者，1949 至1952 年間，饒先生在香港生活緊絀，寄人籬下，蝸居於上環永樂街偉聯行閣樓上，絕不可能住在當時已屬於高尚住宅區的羅便臣道。
網上又有陳端度捏造的謠言指，「近年，饒宗頤將部分來之不義藏書無償送交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藏。」此說大謬。陳梅湖1958 年在香港去世前，曾以高價向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出售過他收藏的若干種古籍刊本，現藏於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庫。而饒先生則於2003 年，將其上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時購藏所得的藏書約四萬冊，捐贈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陳梅湖1958年前高價賣書予港大馮平山圖書館，與饒先生2003年捐書不僅時間相差半個世紀，書籍也不在一個藏館，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陳端度網文以「近年」的障眼法，移花接木，誤導不明真相的大眾，以為饒先生是向馮平山圖書館捐贈陳梅湖藏書，以此捏造出饒先生霸佔其祖父藏書之「事實」，實在是手段卑劣而用心險惡。
其實，關於陳梅湖藏書的下落，陳氏祖孫是透露過的。陳梅湖於去世前一年，曾經自定一份所著書目清單《梅叟所著書目》，詳細列明了其所撰的56 種著作手稿的收藏處，包括故里韻古樓、香港荃灣鶡巢（即陳氏香港居所）、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以及一些門生、故舊家中等等。此外，其大部分藏書的下落，他們其實也很清楚。陳端度本人就曾在網上表示：「祖父、伯父在汕頭的家和祖父在大巷招撫第所珍藏的世代祖傳珍貴的文獻、文物、字畫、著作等均焚燬於一旦，一部分散落民間。據我和鄉民了解，押解人員夜晚冷了就燒古書籍、著作等取暖，好點的書稿紙就當捲煙紙吸到肚裡去了。」既然須「押解」，可知其性質屬被沒收的「漢奸財產」，這是陳氏藏書流失的原因之一。但陳端度無視自己說過的話，硬說饒宗頤先生「霸佔」了其祖父的藏書，足證其惡意栽贓，心理陰暗。
綜觀陳端度言論，極盡信口雌黃、杜撰虛構、惡意栽贓、移花接木等手段。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編造各種謊言，將國學大師饒宗頤與陳梅湖的歷史緊緊綑綁，通過「貶饒揚陳」，從而「洗白」祖父陳梅湖的漢奸歷史，進而自抬身價。陳言辭則時而惡聲恫嚇，時而輕佻可笑，時而怨天自憐，處處自相矛盾，情緒瞬息驟變。究其原因，正是陳端度不能直面家族歷史宿罪，不顧青史昭昭，企圖篡改作偽，騙取虛名浮利，名利熏心之下，難免分寸大失，甚至心理扭曲。
2010年，時任總理溫家寶會見饒宗頤先生時說：您最大的優勢，也可以說您的特點，就是學貫中西，集學術和藝術於一身，一生潛心研究，身體力行。2015年，李克強總理會見饒宗頤先生時稱讚，先生近百歲高齡仍心繫國家發展，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斷，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驕傲。2015年12月，饒宗頤教授百歲壽誕，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發來賀電。饒宗頤先生是國之瑰寶，我們不容許一代國學大師遭到毫無根據、別有用心的詆譭和攻訐，也不容許學術界被歪風玷污。我們期待更多有識之士，一起捍衛民族氣節，捍衛學界清白。我們堅信天地有正氣：君子坦蕩蕩，流言雖惡，難掩真美；小人長戚戚，偽言雖巧，難洗其惡。
（本文轉載自2016年2月《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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