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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呂貴品
《記憶的叫聲咬耳》，是呂貴品一首詩的名字，他打算用作即將出版的詩集的書名。這套書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發行。他說，隨着年紀增大，回憶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有人在身後咬着耳朵一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圖：受訪者提供
詩人承認自己老了，也總是以一種浪漫的方式。2012年，呂貴品在微博上發起一個給自己寫輓聯的運動。「本人身患絕症，辭世之日遲早到來，現向眾友徵集本人的輓聯，便於本人活着可見，否則，死後不知兄弟們給本人的優美文字，實是大遺憾。」他甚至獎勵好的輓聯。
「給別人寫輓聯其實也是給自己寫。能在活着的時候看到輓聯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數年過後，呂貴品的這個舉動也許被看成是文人的一種風雅，或對待死亡的詩意的表達。我至今無法忘卻這樣一條「輓聯」，這裡飽含了一個女人面對這場預演的生死離別的悲慟和隱忍：「笑也貴品，去也吾夫，黃泉路上人不獨，燕兒生死共左右--呂孫燕枝恭書呂貴品墓誌銘。」
呂貴品的本質
「詩人！回憶使我周身冷卻，忍疼撫摸一下你昔日的姓名吧。」1986年，詩人徐敬亞在深圳這樣寫到，他寫的是《男人呂貴品》。詩人，不止是呂貴品在這個世界的一個身份，在我看來，是讀懂他人生際遇和性情的基因密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還在吉林大學讀書的呂貴品和徐敬亞、王小妮、劉曉波、鄒進、蘭亞明、白光等人組建赤子心詩社，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校園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那時，赤子心詩社的七人像「真的注定要成為詩人」那樣辦報辦刊。呂貴品年輕的面龐，完全洋溢着一個詩人的自信，他以與眾不同的風格，獨樹一幟的詩歌技巧，清新瑰麗的詩歌文本，包攬1981到1983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青春》、《萌芽》、《青年文學》等雜誌的詩歌大獎。整個80年代，呂貴品彷彿一直沒有停止大口飲酒、大聲演講，一股從未有過的激情，在他的周身日夜散發，熱度灼人。
沒有獨立的語言體系和秩序的詩人無法構造自己的世界。呂貴品的詩有空洞靈幻的氣氛，又有男人粗獷、冷峻之感。
呂貴品曾說過，他不敢出版個人詩集，因為總有一個怪誕的預感，一旦出版個人詩集，他將撒手人寰。其實，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說辭。詩人，不只是呂貴品在這個世界的一個身份，在我看來，是讀懂他人生際遇和性情的基因密碼。可是，呂貴品對我說：「我不是詩人，只是一個寫詩的。」
寫詩的呂貴品用簡單的幾句話概括了他心目中詩的本質：從佛學角度來說，每一首詩歌都是一個公案，類似一本課本和一個課題。越簡單的東西越能認識本質，就像認識人的身體一樣，肺的本質是「風扇」，心臟的本質是「血泵」。詩是文學形式，也是一種思維方式，詩的本質是「由此說彼」，「有種指桑罵槐的意味」。對他來說，寫詩所花時間甚少，也許就是別人一根煙、一杯酒的工夫，但「達到境界不容易」。
喝下一口茶，他繼續說：「好的廣告、電影、繪畫都是詩，所有的藝術作品有詩的成分才會受歡迎，詩歌具有一種張力，詩人是有鬍子的孩子，真正的詩人應該在六十歲以上才能看清詩的本質。」
「靠詩成名是錯誤的，詩斷然不是一種職業，詩人不似作家，戲劇家，它不是一種職業，不能靠它吃飯，詩是一個個人體驗，不是社會性的，一首詩把人看哭的，不是到位的詩，到位的詩是口香糖，有嚼頭，詩是老師，教你認識世界，但社會化的口號不是詩，是類似文革時期的順口溜，詩的寫作不花費時間，但達到境界不容易。」
談到詩，呂貴品話語中只有逗號，我幾乎無法打斷他。在呂貴品和他的好友的世界裡，詩並不是稀罕物，更不是奢侈品，就像呼吸、美酒、生意一樣自然、必須。詩與年齡無關，詩就是呂貴品的生命的狀態，更是他生命的本質。
聽友之言放棄仕途
因朋友的一句話而結束了自己的仕途，這是呂貴品人生的第一個「荒誕」。上世紀80年代，還在吉林大學團委工作的呂貴品跟隨同學來深圳。呂貴品一一細數他們的名字，不少已身居省部級高位，有的更是當今南粵大地的父母官，也有人鋃鐺入獄。
「我當官肯定是最好的官。」詩人很幽默，「當官的幾個本領我全會。比如說拍馬屁，見風使舵，練嘴皮子，口若懸河，動筆頭子。而且我能當個好官，因為我不會貪。為什麼有的人會貪？是因為把持不住自己的慾望，用句老話說，有的人生來就厚道，有的人生來就奸詐。有的人站在這裡，看到藍天大地之美，有的人卻滿是防備之心，時刻警惕對面來人襲擊。」
來到深圳的呂貴品，他曾有機會去團市委或國有企業，俗話說就是「進入體制內」。他還記得，到深圳的那天上午，去了幾個體制內的單位，中午朋友曹長青請他吃飯。「你去的那些地方都是狗窩、屎窩。」幾杯酒下肚，曹長青說話越發直接，「貴品，你還是按照你的夢想，咱們生來吃什麼飯，咱就幹什麼事情。」曹長青一句「當記者好」，呂貴品下午就到了報社，拿了記者證和工作證。
滿懷激情來到深圳，又被一個「紙口袋」拒之門外，這是呂貴品人生經歷的第二個「荒誕」。1984年，有一個東北師大畢業的人慕名找到徐敬亞家，與他有過一次短暫的會面。此人在美國留學被台灣發展成特務，此次見面他想將徐敬亞發展成為特務，徐敬亞由此也成為公安部門的監控目標。很多年之後，呂貴品回憶起那段被監控的經歷，言語中滿是被命運捉弄的無奈：「 徐敬亞來到深圳之後，吉林省相關部門給深圳市公安局打了電話，告知『徐敬亞是個敵特，你們要密切注意』。最後對方還說了一句『還有一個人跟他一塊去了深圳，叫呂貴品』。實際上，那個特務根本沒有想發展我，我也沒有見過那個人。」
正是最後這句話，讓原本跟此事毫無關係的呂貴品沒有調入深圳。他和徐敬亞的名字被壓在深圳市人事局局長的辦公枱的玻璃板下。玻璃板下有一張表，上面都是不能調入深圳的人的名單。「因為沒有認定為特務，也沒有任何定性，我的問題就這樣被留在檔案中，無人解決。我被公安局監控了8年左右。那個特務都從牢裡出來了，我的事情還沒結束。」8年的遭遇，讓他深刻明白一個道理：「事情有結論可能還是好事，懸而未決，沒有結論，就意味着誰都不去解決。」
呂貴品還記得有讀者來報社控訴檔案之苦。「此人的檔案被管理員放在右側，管理員為了方便整理，在檔案袋上寫了個『右』字。接任的管理員看到袋子上的『右』字，就把他的檔案放在右派檔案之列。在他『提幹』的時候，領導派人去調檔案，調檔的工作人員看到他的檔案在右派分子之列，向領導匯報此事，領導也沒有打開檔案，直接就不予『提幹』。」
正是有切膚之痛，呂貴品在《深圳青年報》刊登了一個檔案專題，表達了他對檔案制度的控訴。他寫道：「 有一個紙口袋，裝着你、玩你、整你，讓你身敗名裂，你卻不知道敵人是誰。」
用詩人的方式賺錢
《深圳青年報》編輯部解散後，呂貴品下海了。把詩當作現實來過活的人，下海經商也是依照詩人的任性。命運垂青於他，一個異想天開的項目使他直奔財富的命門。「賺錢是一門藝術，真正的詩人全都會賺錢。詩歌是一種創造，賺錢也是創造。」 在他心目中，窮困不屬於詩人，詩人應該是財富的最高擁有者。
雖然已經擁有非普通人的財富，但呂貴品不承認自己是商人。「 商人講究投入和回報，我賺錢都是『拍腦門』，只出點子不投錢。」他說，「 投入上零成本，就不會瘋狂地想把錢撈回來。我用詩人的方式去賺錢，還要賺得浪漫一些。」
1987年，呂貴品小試身手，策劃了中國首屆香煙盒設計大獎賽，並賺到了3萬元。他的第二次小試牛刀則做了全國普法教育畫冊。這本畫冊是以漫畫的形式告訴讀者如何愛護國旗、隨便輟學也是違法等普法知識。他找來作者創作並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這本書順應全國普法宣傳的需要，名正言順。同樣的模式，他還出版了《警魂》--為全國公安武警系統一、二級英模「樹碑立傳」。之後，他又親自操刀為勞改犯寫教材《自省歌》，在勞改系統廣泛發行。這幾本書均發行超過千萬套，為他賺來了那個年代的人無法想像的財富。
呂貴品走的「大眾路線」與同時代文化人做的流行出版物有所不同，秘訣卻也簡單：黨喜歡、人民滿意、法律沒有障礙。當其他人逐漸看明白他的賺錢門道之後，他轉型做投資，後面的經歷在我聽來更是天馬行空，可是這些項目卻又為他贏得了切切實實的財富。
呂貴品「 用一種浪漫方式賺錢」，這是詩人面對混沌俗世的一種方式。他證明了詩人也可以是聰明的、入世的、狡黠的。不過，這位天才詩人的驕傲是寫在一首首詩行間的，那才是他向世界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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