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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書蘭
不久前我在泉州參加一個研討會，聽到了很多專家學者的高論，每一位的發言都精闢與獨到：有呼籲要注重文化，不要只偏重經濟的；有的提到台灣的文創非常優秀；也有談到要多做青年工作。
相形之下，我自認是一個才疏學淺的人，就覺得已沒話可說了。但聽到某學者對中華文化在台灣發展的質疑，心中又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我覺得必須要說幾句話，要不然，我覺得自己對不起我生長的時代。
那位學者說，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復興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我想說的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到了台灣，當時的台灣社會是以講閩南話和日語為主，國民黨將來自五湖四海的黨政軍二百多萬大陸人帶到台灣之後，因為省籍問題經常引發一些衝突，其中一條便是語言無法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時的台灣官方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需要說明的是，那時台灣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知，也因為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而有所淡薄。那時國民黨提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我認為是有必要的，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台灣人，都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受益者。我們從小都唸《論語》、《三字經》，我們唸《出師表》、《祭妹文》、《祭十二郎文》......這一類的文章，培養了我們身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對於五千年中華文化，我們不僅有認同感、歸屬感，還有驕傲感和光榮感。
記得唸小學的時候，我們每天背着書包進出學校門口時，校門口的右側標語是「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左邊是「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孩子」。我們這樣每天每月每年，看着校門口的這一對對聯。所以，我們當然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直到今天，有許多的人都說，台灣有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而我們便是在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環境下教育出來的。大家都知道教育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事業，何來以失敗告終？
在台灣的戒嚴時期，國學大師錢穆、牟宗三等一度滯留香港。那個時代，香港人是不能到台灣的。但是他們還是抵達了台灣。尤其是錢穆說：「我站在這裡不是為了講學，而是為了招募復興中華文化的義勇軍，看誰願意為中華文化犧牲、奉獻。」因此，中華文化，是兩岸同源之根。在此刻，這一點，更是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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