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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報員》。 作者提供
黃仲鳴
記得，以前在本報寫過多篇有關通俗文學的短文，強調沒有通俗，何來嚴肅，更倡不應分雅與俗了。「純文學」寫到如魯迅、老舍、白先勇、余華、蘇童等輩，確堪咀嚼；但如高行健等人，我首先投降，真難啃下去也；還有那些等而下之的「懶嚴肅」，更難頂也。紅透的張愛玲，當初何嘗不是「鴛蝴」、「通俗」，依今是「純文學」了。我們何須分「純」與「俗」？正如倪匡說：「好看就行了。」
年前，當我主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時，便顯踟躕，既不分雅與俗，焉何有通俗之卷？
猶憶2001年，復旦大學有位教授欒梅健，前往台灣東吳大學做客座教授。與同行談起瓊瑤在大陸紅透一時、受到學界的重視和研究時，他們幾乎眾口一詞說：「那是通俗作家，不值一提的。」在博士班選題討論課上，欒梅健說，大陸有些研究生已將金庸、張恨水、瓊瑤納入選題範圍時，他們的表情同樣是那樣驚訝和惶恐：「那怎麼可能呢？那些前輩教授會通過這些博士論文嗎？」由此可見通俗與嚴肅，是涇渭分明的，已深印在台灣教授和學子心中。直到今時今日，不僅台灣，在香港何嘗不是如此？
那麽，「通俗」起於何時？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說這全是「誤會」：「元末明初，羅貫中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羅氏標明『通俗』二字，原有特定的針對性。」所謂「針對性」，是指與正史之不同，「演義」是演說正史之義。「正史」本不通俗，「演義」之後文不甚深，通乎眾人。可見，羅貫中用上「通俗」這詞，是有其原因的。這正如《隋唐志傳通俗演義》、《東西漢通俗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等，至如《水滸傳》、《西遊記》等便不用「演義」二字。到了明末，馮夢龍編輯《三言》，「忽略了羅貫中『通俗』的針對性」，將唐傳奇與宋評話的文體，悉歸為「通俗小說」。朱自清在《論嚴肅》一文中也說：「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裡，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常被稱為『閒書』，不是正經書......鴛鴦蝴蝶派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
張贛生強調，既然「『通俗小說』一詞流傳漸廣，天長地久，約定俗成，我們也就不必強行正名了。」 因此，吾心雖無雅俗，但這現象確實存在，於是無可奈何接受了「通俗」這詞。遂有《通俗文學卷》。
馮亦代也撐通俗文學，認為世上「下里巴人」多，「我們從事文學的人更不應忘掉他們！但我以為，能欣賞『曲高』的人，大多是從『下里巴人』階段開始的。即以我們中國的讀者而言，可以說大部分是在小時候從看《西遊記》、《封神榜》、《水滸》、《三國演義》開始，進而到讀《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及其他文學作品的。」那麼，我們閱讀就由「通俗」開始吧 。(作者按：這類通俗小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甚流行，但備受歧視，於今卻大大有價，欲求難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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