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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歷代的中國官員，都喜歡以「父母官」自居，標榜自己「一心為民」--有福與民同享，有難與民同當，遇事為民做主，遭災帶民救災。應該說，悠悠三千年，這樣的「好幹部」也湧現出一些，如大禹、西門豹、蘇東坡等都有口皆碑，傳之千古。然而也有些官員卻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玩弄權術，欺騙百姓。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在他的《揚子江上的美國人》一書中，就記述了四川萬縣的一些政府官員，在救災中施行種種騙術，騙取百姓信任，偽造政績工程，讀來頗覺新奇。
1903年，蓋洛來到中國，在長江流域進行人文地理考察，對所經之地的自然景觀、社會風貌、人生百態、風土人情等做了真實而又生動的記錄。當他到達萬縣後，聽說這裡已發生多起火災。為防止火災再次發生，縣官便貼出告示，用嚴厲口氣命令人們在遇到火災時要爬到屋頂上，打破六個雞蛋，並且將一把米撒在大火裡，以此來消滅火災。
當被問及這樣做是否真的有效時，這位縣官支支吾吾地答道：「不。但我們必須做這些事，以使百姓滿意，並向他們展示我們是在認真地為他們謀福利。」他的話一語洩露了天機，原來他們號召百姓使用的滅火方法，連自己都不相信。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為了從欺騙中撈取政治資本，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
當大火真的燒起來時，撒米、打雞蛋等救火方法自然不管用。這時，官員的職責要求他們，為了百姓的利益必須勇於犧牲，即縱身跳入火中，以平息火神的怒氣。狡猾的「父母官」自然不肯為此丟掉性命，而樣子又不能不做，於是他們又以當年曹孟德「割髮代首」為榜樣，想出一條「錦囊妙計」：將自己的衣服、帽子和靴子等一起扔進火中，以衣代身，為民「粉身碎骨」。這樣，既保全了性命，又平息了神怒，還「服」了大眾，對自己來說是「三全其美」，而老百姓卻照舊倒霉遭殃。
跟救火一樣，官員抗旱也經常玩弄花招，搞騙人把戲。當遇到旱災時，當地官府也會貼出告示，告誡大家為戰勝旱災，人人必須戒葷，嚴禁屠宰和吃肉。這樣一來，豬肉店被關閉了，到城裡賣雞鴨的鄉民也受到嚴懲。然而縣官們大魚大肉吃慣了，幾天不吃肉心裡就難受。再說，有時上級官員下來「視察」，接風宴席上如果少了雞鴨魚肉，他們如何取悅上司？為此，這些地方官員又啟動自己的「智慧」，搞出了「土政策」：哪天想吃肉，或有上司到來需要招待，便在這一天取消戒葷的禁令，這樣他們便可藉機大加犒勞一番。
對於旱災形成，當地還流傳着這樣的說法：由於廢棄的舊水井裡住着魔鬼，這些魔鬼能施展魔法，阻止老天下雨。於是官員們又「順應民意」，「為民除魔」，一遇乾旱，就將廢井的井口用罪犯用過的木枷封住，以防惡魔跑出來作祟。他們還在木枷上貼紙條，寫檄文，痛斥惡魔造成的災難。這樣變戲法似的略施小計，就能騙得百姓信任，贏得「關心百姓疾苦」美名。
在救災中，官員們不僅擅於騙人，而且還能騙神，按照當地習俗，還用黑狗抗旱：將一隻黑狗打扮成女人模樣，放進轎子裡，由四個人抬着沿街遊行。遊行過後再「負荊請罪」--所有政府官員都自帶枷鎖，列隊來到龍王廟，跪在龍王爺面前懺悔。儘管這不過是做樣子給人看，也損失不了什麼，但有的官員卻很不甘心，狡猾地說：「在民眾眼裡，我只不過是一個小神，我們還是從大神開始吧！」於是便讓人把龍王爺的塑像搬出廟來，放到縣衙門的院子裡。他搬把椅子坐在龍王爺身旁，煞有介事地和龍王爺「談論」天氣。「談」了一會，他藉機偷偷溜走，只留下龍王爺在烈日下暴曬，直曬得身上的油漆全起了泡，他卻躲在陰涼角落幸災樂禍，自鳴得意。
蓋洛所見到的這些救災騙術，雖然醜陋可笑，從中也能看出一些政府官員虛偽奸詐的醜惡本質，但這些尚屬雕蟲小技，對民生倒也無大害。而更為有害的，是那些假借救災之機騙取錢財、貪污自肥、坑民害民的「大騙」。這樣的大騙，儘管蓋洛先生未能觸及，但一些古代詩人早有洞察。明代詩人楊旭在《捕蝗謠》就對此進行了曝光：捕蝗捕蝗，官隸齊忙，掘地縱火蝗飛揚。官要供給，隸要酒漿，官隸踐踏苗已僵。吁嗟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於蝗！
詩中，詩人深刻地揭露了一些官吏借捕蝗之機對百姓敲詐勒索的醜行，他們「捕蝗」的結果，蝗蟲沒殺滅，莊稼倒枯死了。他們所造成的危害，遠勝於蝗災。詩人在這裡雖然寫的是治蝗，但卻不限於治蝗，因為一些官員的欺騙手段和貪腐本性，幾乎無孔不入。在治理水、旱、火等災害上，也同樣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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