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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影。
日前，由民政事務局贊助、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舉辦的雅敘，邀請本港詩人廖書蘭博士介紹旗袍作為中國人傳統的服裝所具有的內涵、歷史淵源以及現代價值。廖書蘭於講演中表示，旗袍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之一，其歷久不衰的生命力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質，是不同文明共融的典範和表達。而在兩岸三地，旗袍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風格。■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講演者廖書蘭博士向在場人士介紹了自己與旗袍的淵源。她回憶說，自己小時候，有一次受了委屈，嚎啕大哭地跑到自己母親的身邊，哭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自己的淚水弄濕了母親身上那件非常珍貴的旗袍。而母親當時的反應則是從自己的旗袍上取下了胸針，扣在廖博士的衣服上。從此，開啟了她與旗袍的情緣。
顧名思義，旗袍，便是旗人的服裝。不過廖書蘭博士表示，在清代的文獻之中，是沒有「旗袍」這個講法的。這個詞的出現，其實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代表的乃是滿族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交融。而自小在台灣長大的廖書蘭回憶到，1949年大量的外省人遷居到台灣。旗袍作為一種服裝的潮流也開始在台灣的社會中漸漸興起。她自己周圍很多阿姨、長輩都喜歡身穿旗袍。據了解，台灣興起旗袍要比香港晚三十年左右，這與台灣之前遭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有很大關聯。而香港較為接近中國內地，所以旗袍在內地的流行，也會帶動其在香港的流行。
歷史分期的三階段
所有流傳下來的傳統，必定會有新的元素，旗袍也不例外。廖書蘭介紹說，1929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將旗袍定了為國服，其風格具有濃厚的端莊之感。這與清代的旗袍風格形成了比較不同的對比。而這種端莊感的表現，也自然影響到香港。直到今日，香港不少女性高官也仍舊喜歡在重要的場合穿着旗袍。
作為滿洲入關的產物，旗袍在中國服裝歷史上，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廖書蘭表示，旗袍的第一階段乃是在1644年清軍入關之前。那時的旗裝乃是滿洲人的服裝，不分男女老少都身穿旗裝，且那時的旗裝為了應對打獵、騎馬等生活方式，其風格也和後人見到的旗袍有很大分別。可以說，這一階段的旗裝，是滿族人的民族服飾。
旗袍的第二階段乃是在清軍入關之後，直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一階段的旗袍風格，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開始變得闊身，衣服上也開始有各種不同風格的花飾，有的還會有刺繡圖案。廖書蘭認為，這說明此時滿族人的生活已經變得逐漸優越，和關外時期的生活狀態已經有了很大的分別。此外，這一時期的旗袍也能夠體現王朝政治的等級秩序。例如，李鴻章的原配夫人所穿的服裝，便有專門的圖案，顯示其夫君在朝中的官階大小。
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滿漢的服裝開始出現了風格的同一化。民國初年的女子普遍身穿旗袍，而且有了中西合璧的樣式。五四時期，女性爭取男女平等，旗袍的一種演變風格便成了知識分子的文明新裝。廖書蘭還表示，旗袍也有地理區域的分別。在中國的北方地區，旗袍是難以表現到身材的；但是流行到上海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旗袍從腰圍等方面被加以改造，凸顯女性的身材之美。廖書蘭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女孩子通常身穿旗袍，手中拿着一個小手袋，同時還有一件外套，堪稱是彼時非常流行的服飾。張愛玲、宋氏三姐妹，都喜愛穿旗袍。
在香港的盛衰期
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城市，香港也是一個流行旗袍的地方。廖書蘭說，與中國內地和台灣不同，直至今日，香港仍然將旗袍稱之為長衫。這是非常傳統的稱謂，也是香港本土文化特徵的體現。
在上世紀二三四十年代的歲月中，香港便已經流行旗袍。廖書蘭說，當時香港的廣告牌上的女子，也是以身穿旗袍的形象出現。人們出街、郊遊、參加社會交際，都會穿着旗袍。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公務員在上班時間中，也是身穿旗袍；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員也是以旗袍作為工作服。由此可見，香港曾經非常盛行旗袍。
不過，正如廖書蘭所講，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旗袍在香港又慢慢邊緣化。但是，時勢是有變化的。她表示，一部《花樣年華》令旗袍又重新受到女性的青睞，很多人甚至親自從各地前往上海請人製作旗袍。可以說，旗袍見證的是社會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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