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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國
王皖強和黃亞紅花了十年時間，把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法蘭克．韋爾許出版於一九九三年的《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譯出，去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作者在序言中說，此書的敘述不可避免地以英國為中心。
對於中國而言，鴉片戰爭就是導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的原因。但韋爾許認為，起因當然是鴉片，但實際上英國是為了爭取貿易而戰，如果改稱為「糖漿戰爭」或「大米戰爭」亦無不可，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已。
此書的第三章結語說：「不論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何在，英國執意將自己關於國家應當如何處理自身事務的觀點強加於中國，無疑提出了英國行徑是否符合道義這樣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泰晤士報》的文章使這一問題昭然若揭：『事實上，這些盛氣凌人的要求--藉此可以為我們的干涉辯護--的真實涵義是......文明民族在本質上遠遠優於無知的同類，所以有權使後者完全淪為生產茶葉和瓷器的工具，並在他們開始懈怠時炮轟他們。』」
看看如今的世界，所謂文明民族不也是藉着所謂道義的名義，干涉着亞洲和中東地區嗎？多少國家淪為霸權的附庸，為的是操縱石油的價格，如果不聽從，就是當年《泰晤士報》說的，「炮轟他們」！
看看如今的香港，有些人想着要拋棄歷史，但歷史能夠拋棄得掉嗎？如果不讀歷史，怎樣成為一個優質的文明民族？甘願做無知的同類，結果會如何？難道要把他人處理自身事務的觀點強加於自己身上？不敢面對歷史，豈非永遠成為無知者？無知者的未來，《泰晤士報》早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就寫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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