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自從有了廈門大學劉海峰的《科舉學》，至去年已經召開過「第十二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科舉實行了1,300年，至1905年廢除，如今再一次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反思，也看到一些為科舉翻案平反的文章。
廢科舉以後，此前積極支持廢科舉的梁啟超又說：「此法之造於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餘以自誇耀，我乃懲末流之弊，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那麼，被康有為說成「八股清通，楷法圓美，即可為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 漢祖、唐宗為何朝帝者。 若問以亞非之輿地、 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的科舉考試，究竟是指望通過局部的改革來讓它枯楊生稊，還是將它連根除去、另種新苗更好一點呢？
科舉最盛期宋代的蘇轍說：「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公正、公平具有永恒的魅力，胡適曾說：「這種制度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學子們若失意考場，也極少埋怨考試制度不公......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男兒，也能夠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爬升到帝國最榮耀、最有權力的職位上。」民間精英不斷進入官僚隊伍，可以打破貴族世家把持政權、消除武人勢力、金錢或者宗教對於政治的長期壟斷。政權向平民開放，也為社會的流動提供了可能，同時樹立政府的開明形象。而一旦當官就暴得名利，造成的卻是社會最大的不公平。
明末大臣陳啟新有奏書說：「嘗見青衿中朝不謀夕者有之，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膏腴遍野，大廈凌空。」明成化年間，「大凡大家，出於祖父以這枝筆取功名。子孫承他這些蔭藉，高堂大廈，衣輕食肥，美姬媚妾，這樣的十之七......」清康熙年間的傅拉塔也曾上奏說：「奴才先前生計貧寒，後蒙聖恩，以監察御史前往河東鹽差，返回後買房七、八十餘間，買奴僕百餘口以為差役，又買五、六十餘個漢子田耕種，生活富裕。」如此暴利而科舉又提供了攫取的希望，去賭一把的人自然就趨之若鶩了。明朝來華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說：「這些科舉考試構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因為它事關權位、聲望、榮譽及財富。它們是大家關切地注意的目標，是大家關懷備至、魂縈夢繫的事物。」相比之下，這種畸形使其他的國計民生大事，很難得到必要的關注了。
裹了小腳就要一輩子穿小鞋，科舉考試與裹小腳的時代大致並行，兩者之間也有共同點。利瑪竇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種不論出身、財產、地位和名望，唯一的條件，是個人學識高低的選官制度。」可惜這個最關鍵的「學識」，卻是禁錮思想。正如清初鄂爾泰所說：「非不知八股為無用，而牢籠英才，驅策志士，其術莫善於此。」唐朝科舉注重詩賦也是如此，「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成為佳話，究竟對社會人生有何意義？無非是誘人沉醉於文字遊戲，在一本正經的無聊中耗盡了無數士人的生命。
王栐《燕翼詒謀錄》所謂：「士子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休。」利用他們的希圖僥幸的心理，而使「亂不生於中國」，代價卻是大多數人的「誤攻文字身空老，卻返漁樵計已遲」，徒增大量既不能創造物質財富，也不創造精神財富的寄生蟲而已。唯一的好處是「國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範才於科目之內」，讀書提高了文化素質，消弭了不少反抗的力量。
通過孔孟之道的洗腦，造就了許多「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可憐蟲，要想在他們身上看到民主與科學的影子，也是難以指望的。不能否認通過科舉走上仕宦之徒者中，有不少了不起的人才，但這並不能歸功於科舉，任何人群中都有傑出人才，比如遠早於科舉之前的伊尹、傅說、姜子牙、百里奚......
即使是梁啟超等人認為別國的文官選拔借鑒了中國的科舉制度，問題的關鍵卻是兩者的核心存在根本性差別。只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從此落空，讓不少人在這個斷層上陷入了真空中的窒息，或者為已去的夢境惋惜不已。與其這樣，不如把頭別轉去，看一看到官本位以外還有更廣闊的天地更值得去開拓，何必都去為追求它的虛妄而「得到了你，迷失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