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仁岸認為，夏目漱石對魯迅的影響非常值得研究。在明治時代，日本打贏了兩次重大戰爭即清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後者，因為擊敗的是屬於白人世界的俄國，整個日本都為之欣喜若狂。譚仁岸表示，夏目漱石生於明治維新的風雨飄搖之際，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可以說一生都與戰爭為伴：10歲時，爆發西南戰爭；27歲時，爆發日清戰爭；37歲時，爆發日俄戰爭，因此，戰爭必然會成為其作品的結構性背景或直接的敘述內容。在《虞美人草》（1907年）中，青年甲野認為日本因為戰勝俄國就放心下來，不過是類似於感冒痊癒便以為從此就可長命百歲了。他指出：「這不是日本與俄國的戰爭，而是人種與人種的戰爭。」「你看美國、看印度、看非洲！」
夏目漱石通過故事人物投射出一種強烈的不安，這種不安既來自於對歐洲列強瓜分世界、侵略亞非拉國家的時勢認識，也植根於他自己體驗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戰爭頻發、和平不過是各種力量平衡之後的暫時持續的悲觀體驗；同時，更多是針對亞洲小國日本妄自尊大、虛榮驕傲、膚淺冒進的自我批判。譚仁岸介紹說，在《三四郎》中，青年三四郎為日俄戰爭中獲勝的日本辯護說：「日本今後還是會發展的吧。」但對面的廣田教授卻冷冷地回了一句：「會滅亡的。」
果不其然，三十多年後，日本帝國果然走上了因擴張而覆亡的道路。夏目漱石本人在26歲時為了躲避甲午戰爭的兵役而將戶口轉到北海道，青年時期就對眾人狂熱的戰爭和軍隊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雖然這種「生理上的厭戰」，並不一定能帶出「政治上的反戰」，但總體上可以說夏目漱石對戰爭是比較疏離的。當然，譚仁岸也承認，無法斷言他是一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但感覺在政治上，他對外並不反對維護國權，而且頗有對抗歐美現代文明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對內則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反強權的自由主義者。
譚仁岸指出，夏目漱石在著名演講《我的個人主義》的結尾處，批判了時刻緊繃神經的戰鬥型國家主義，在國家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主張一種更加富有彈性的靈活變動的關係：「我們既是國家主義者，也是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是個人主義者」，這些身份相互重疊，都要根據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來改變。夏目漱石接着指出了國家道德的「低級」：「國家的道德和個人的道德相比，是遠遠處於低段位的。本來，國與國之間即使辭令上冠冕堂皇，道德良心卻不是那麼多。欺詐、蒙騙、胡弄，什麼缺德事都幹。所以，既然把國家當作標準，把國家看作一個整體，就應該心平氣和地甘於低級道德，但是若從個人主義的基礎來看，道德標準就會變得很高，對此我們必須多加考慮。」這裡可以看出，他清醒地認識到了國際關係中依然無法解決的道德欠缺現象，但對國內政治的道德要求則大致屬於近代自由主義的範疇。
文：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