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中國人是好客的民族，長期以來，我們對外國友人的幫助都銘記於心，甚至不斷宣揚其精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戰時期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和當年到訪過延安的美國新聞界「3S」-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諾（Edgar Snow）和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白求恩出生於一個教徒家庭，卻信仰共產主義，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早在一戰期間，他就以加拿大皇家海軍中尉軍醫身份前往歐洲；到了二戰，他又作為支持國際反法西斯志願者投身西班牙內戰，並於一九三八年隨加美醫療隊攜帶藥品和手術器材來到中國，參與前線搶救工作，惜在手術中被碎骨刺傷並導致感染而病逝。雖然他來華才一年九個月，但他的奉獻精神卻打動了身邊的人，中國人也對他寄以深切的紀念，不但將他的事跡拍成電影《白求恩大夫》，也以其名字命名醫院和大學-如現已併入吉林大學的白求恩醫學部，還有同名紀念碑和紀念館。
至於多次訪問中國，並寫下大量報道和著書的「3S」也得到禮遇，中國人曾為三人專門成立「中國三S研究會」（後擴充並更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來銘記這些曾支持中國的友人，而中國拍攝的不少電影，西方人的形象基本比較正面（侵華日軍除外），還有一些來華傳教的西方人，因為帶來一些救濟物資，往往有一種救世主般的自信，並夾雜着不自覺的優越感。
有些人回國後說的東方故事，即使無惡意，也難免帶有獵奇成分，加上文化隔閡，他們留下來的資料，對後人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所以，在一些保守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人要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要不就是不懂文明的粗魯人，乃至今日他們口中的New Rich（暴發式富人），而這些「新富人」的冒起也對他們構成競爭壓力，於是，「唱衰中國（人）」成為其「精神勝利法」。
而自我炫耀的西方文化則透過各種商業化活動和商品，尤其是電影和廣告進入東方市場，加上龐大的新聞網絡，壟斷話語權，不動聲色地以普世價值為名，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也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中國人呢？過於埋頭苦幹而忽視了形象塑造和對外宣傳，常處於挨罵的被動局面，難免被人低估和誤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