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七警案判決顯示，香港反對派特別是分裂分子奉行逢中必反，香港司法界部分人的政治判斷則奉行「逢中必拒」。「佔中」是劍指人大決定和中央政府的違法活動，圍繞「佔中」的一系列司法判決可以看出香港司法的政治化，特別是七警案判決是在以法律的名義支持分裂分子的活動，意味着非法「佔中」者被確認為「正義之士」，「佔中」將成為正義之舉，這嚴重衝擊「一國兩制」根基。
判決顯示香港司法政治化
違法「佔中」發生至今兩年多，旺角暴亂也逾1年多，而迄今被判刑最重的人，居然是維護法治、保障治安的警員。七警在拘捕過程懷疑行為失當需要承擔法律責任，「佔中」始作俑者更應該受到懲罰。但荒謬的是，不僅戴耀廷至今仍逍遙法外，40多名「佔中」搞手至今無一人被起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這個判決有政治的考量，是香港法治的倒退。有輿論指出，這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司法案件，實質上已演化為政治事件，香港司法界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憑借長期以來在司法系統佔據的優勢地位，以法律為工具而奉行「逢中必拒」之政治目的。
鄭永年認為，圍繞「佔中」的一系列司法判決可以看出香港司法的政治化，政治或道德判斷高於法律本身。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判斷才是實質，道德判斷也是為政治化判斷服務。逢中必反者被法庭美化成「為公義」甚至是「英雄」，負責維持「一國兩制」秩序的警員，在執法過程中因多種原因出現過失卻鋃鐺入獄，一生盡毀，這嚴重衝擊「一國兩制」根基。
逢中必反被美化成「為公義」
例如，「佔中」的3名禍首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9月26日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衝入政總前地，為歷時79日的非法「佔領」行動掀起序幕。法庭輕判黃、羅二人社會服務令，輕判周永康入獄3星期緩刑一年。更荒謬的是，法官在判詞中指，本案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考慮案件時要考慮被告的犯案動機及目的，而法庭信納三人是真心因自己的政治理念或對社會現狀的關心而表達自己訴求，目的及動機非為自己利益或傷害他人云云。
外籍法官雙重效忠有待解決
美國法官的誓詞要宣誓效忠國家、支持和維護憲法、反對美國境內外敵人；英國法官宣誓要對女皇及其繼承人依法效忠。香港基本法第104條也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是，香港的法律系統很大程度被外國法官和港英政府培養出來的人士把持，讓外國人掌握着司法權，這種情況，搜遍當今的全世界，都難得一見。一套管治中國人的法律，竟然把持在大部分外國人或者非中國籍法官手上，他們宣誓的時候，兩個國家、兩種民族，到底效忠誰？
有輿論把「七警案」的判決結果歸咎於審案法官有外國國籍，不能說沒有合理的因素。這位英國人1994年獲委任為常任裁判官，也就是說，回歸前任命，回歸後留用。2016年2月4日，新任命17人為2016年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17人中僅有2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雙重國籍或外國人。
司法制度須體現國家對港治權
《人民日報海外版》訪問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他認為：「大量外國人擔任法官現象，容易導致香港的司法獨立，變成只是相對於中國主權的獨立。如果沒有包括司法權在內的治權的回歸，那麼主權的回歸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十六世紀法國法學家博丹（Jean Bodin）在其著名的《國家六書》（Six livres de la rdpublique）中，主權被明確界定為「國家的絕對和永久的權力」，在其所列舉的諸多主權權力中，終審權被明確的列為第四項主權特權。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名著《利維坦》（Leviathan）中採取了跟博丹類似的思維，將主權設定為絕對權力，並堅持包括司法權在內的主權權力都不能分割，不能轉讓。由此來看，基本法設置的解釋機制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只構成「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權」。但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法院往往沒有尊重中央對香港「最低限度的司法主權」，不僅形成「司法至上」、「法官治港」局面，而且對「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形成嚴重干擾。
長遠看，國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應該如何在司法制度上體現出來，而不是把香港往遠離國家的方向推，這是一個應該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