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當今中國文學創作的態勢，不難發現，很多作家所追求的不再是用語言的力量發現生活中的美與醜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而是盡量尋找各種賣點，以獲取「相關人士」的喜歡。儘管閻連科、莫言、余華和殘雪等人的純文學創作在人們的閱讀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但大量以盜墓、玄幻、歷史戲說為題材的小說因為能準確地「揣測聖意」，所以也就贏得了市場的青睞。
都說作家是時代的良心，最能感受人們普遍的精神訴求。然而，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良心難免蒙塵，物質主義的碾壓讓作家這個崇高無比的稱號被「寫手」一詞所代替。其實，人們大可不必為此悲哀，無論是俄語的писатель，還是英語的writer，其準確的翻譯也無非是寫字的人，唯獨漢語非要給「寫手」冠以高大上的作家稱謂。羅蘭·巴特早就發現，在消費社會，文學就是商品，作品在讀者那裡成為文本，從而獲得多重意義，變為思緒遄飛的存在，他斷定「作者死了」並非聳人聽聞，而是客觀現實。竊以為，文學在「作者死了」的哭泣聲中如何完成自己的審美造型，的確是時代的重大問題。也許，許毅先生的《黃渤海戀》（安徽文藝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能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參考答案。 文：黑龍江大學教授 鄭永旺
重新審視旅順口的歷史
本書的作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作家，他雖然是國家公務員，可偏偏有無法割捨的創作情結。但是，誰規定作家必須是職業的？難道那些拿着國家俸祿的所謂幾級幾級作家寫出的東西就真的值得看嗎？世界反烏托邦開篇之作《我們》的作者扎米亞京是造船工程師，短篇小說之王契訶夫是醫生。況且許毅先生有豐富的創作經驗，曾出版中篇小說集《舉報人》等，他以業餘的身份和專業的精神完成了《黃渤海戀》這部長達35萬字的巨作。
作家所選擇的內容並不一定會讓多少人眼睛亮起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寫作不過是「完成自我救贖」，但這在客觀上起到了審視旅順口歷史的作用。也可能，他只想在自己的心血之作裡感歎人生的無常，勾勒歲月的變遷，體會政治的殘酷，悲哀人性的險惡，他要告訴讀者，旅順口既能影射近代中國的屈辱，也能反映了現代中國的苦難。從更宏大意義上講，這部小說甚至也是對蘇聯作家斯捷潘諾夫1941年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遙遠的回應和反駁。《旅順口》歌頌俄羅斯的優越感，充斥着大國沙文主義言說，對中國形象的誤讀和有意的誤讀比比皆是。然而，就是這樣一部殖民情緒濃重的作品卻在1946年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可見，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國家意志的曲折而藝術的表達。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學正在失去「文以載道」的傳統，成為消費文化的幫兇，變成沒有邏輯的胡言亂語，別說是國家意志，就連作家個人的思想也充滿了悖論。《黃渤海戀》之所以值得推崇，正是因為許毅先生擁有難得的家國情懷，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忠實生活，直面傷疤，只有熱愛自己故土的人才能有這樣的勇氣。
回歸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就小說的寫作手法而言，作家採用了最為簡單平淡的語言，他彷彿化身為鬧市中的說書先生，驚堂木一拍，將一段歷史傳奇向讀者娓娓道來。
作品以程氏家族藏書樓中珍貴文物的得失歸屬等事件為經，以圍繞蘇聯軍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旅順口多種勢力較量做緯，上演了抗日戰爭之後旅順口這個軍事要塞不平凡的歷史大戲，中間穿插了八路軍幹部程魯民和蘇軍中校伊萬諾夫之女尼娜的愛情糾葛等精彩橋段，人物雖然不少，但線索清晰，多而不亂，且能做到草蛇灰線伏筆千里。
我之所以喜歡這部作品，首先是因為作家的審美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是一致的，即文學並不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消費品，文學從本質上講依然傳達着「興觀群怨」的靈氛。歷史就是這樣：共產黨和國民黨原先在抗日大局上尚能一致對外，而蘇軍出兵中國東北後，國共兩黨則由曖昧到兵戎相見，蘇軍為了謀取國家的最大利益，趾高氣揚地盤踞在旅順口這個大舞台上。難能可貴的是，作家準確地把握了那個波詭雲譎的時代語境，刻畫了程魯民、周允聲等共產黨員形象；其次，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要求作家不能粉飾歷史，偽裝現實，要有批判意識。蘇軍在解放東北的系列戰役中功不可沒，但他們的種種劣行同樣也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寒而慄。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文本和文學作品對此常常以沉默來宣告自己的健忘，似乎為了中蘇（俄）友誼，為了當下兩國間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得以保持，可以對歷史的真實視而不見了。許毅先生能以良知來警醒自己，沒有對不堪回首的過往規避遮掩，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對旅順口的覬覦通過貌似公允的中國通鮑里斯．伊萬諾夫和安德列等人的行為得以展開；再次，小說沒有把人物臉譜化，而是根據人物的經歷、身份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和安排情節。程氏家族是當地大戶，程老夫人既體現了封建家長的專橫跋扈，對子女婚姻生活的干預，也傳達了老派中國人的剛直不阿的品格。當然，其他人物只是綠葉，程魯民這個主人公傳奇的人生才是小說的重點。
章回體書寫歷史傳奇
文學作品除了「載道」功能外，其可讀性或者趣味性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素。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許毅先生在敘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程魯民和尼娜的跨國戀情使得小說在強調文學的虛構性同時也增加了讀者的審美愉悅。兩人相識於戰火紛飛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程魯民作為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優秀學員在尼娜的心中埋下了愛的種子，機緣巧合，兩人在旅順口相逢，相逢的場面沒有像電影中描寫的那般驚艷，這大概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說的「陌生化」吧。作家把或然率和可然率之間的關係拿捏得十分到位，使得小說中的故事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比如，在小說的開端，為了開展工作，程魯民接受組織安排和蕎面兒結婚，在程序上兩人是夫妻關係，但在感情上，程魯民只把她當做自己的妹妹，但程家人可不這麼想，黨組織也不這樣認為。所以，程魯民和尼娜的跨國戀情從一開始就不順暢，但如果小說以這種虐心的方式來描寫這段感情並不符合讀者的期待視野，所以作家安排了讓人們可以發揮想像力的結尾，「火車緩緩地移動了，尼娜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靜止了，全然不顧人們還在急切地呼喚」。除尼娜外，作家還精心刻畫了鮑里斯、安德列、彼得、柳波芙及柳德米拉等俄羅斯人形象，這些形象的成功得益於許毅先生對俄羅斯性格的深度理解和精確觀察，書中涉及了許多俄羅斯文化元素，作家對這些元素的完美把握使得這些俄羅斯人不至於變成長着外國人面孔的中國人，更不會發生「文化休克」現象。
在形式上，作家採用了傳統的章回小說手法，每章的引首部分均通過類似「格律詩」來統攝全章的內容，如此寫法在目前已不常見，頗有復古的傾向，我猜想，大概作家希望通過這種手法來製造不同於當下創作的震驚感。常言說，十年磨一劍，《黃渤海戀》從創作到成書，遠遠不止十年，正如作家自己所言：「這個故事一直困惑我二十多年，如今五十歲的年紀，竟然有數十年被那故事時常勾擾，經常折磨。我像縫衣服裡縫進一根針，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扎了一下；我像罩着一件粘滿板栗殼的馬甲，動與不動都如芒在背。」曹雪芹所說的「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與許毅先生的「板栗殼之說」如出一轍，即經過時間釀造的文學作品不一定成為經典，但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澱和作家苦心孤詣數十載的錘煉之作一定不會成為經典。《黃渤海戀》是關於旅順口的故事，也是那個時代歷史影像的文字版，讀者可以在書中找到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也可以欣賞個人的情感呢喃。文學，從來都是精美的私人話語，也是表達作家某種精神的語言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講，《黃渤海戀》是純文學作品，是值得回味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