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那個周末，好多雜事纏身，我有種壓力無處釋放的窒息，此刻，手機鈴聲響起，外地號，熟悉人，是小玉。「我來濟南了，過去找你玩兒。」放下電話，沒有幾分鐘，小玉便上來了。比上次見她，人更高挑了，舉手投足之間，擋不住的成熟氣息，旁邊的拎包男是她的男友。聊生活，談變化，我們相見甚歡，轉眼工作三年了，她已經適應當老師的生活模式，或者說，從昔日的學生變成今日的老師，她完成一次靈魂蛻變。
「很多人都說我命好，我自己倒沒覺得，也許是比較幸運吧。」小玉笑着說道。猶記得，畢業那年，同學都早早地簽了工作，小玉卻十分迷茫，論成績自己排不上號，沒考研深造的打算，穿梭在各大招聘會之間，找工作沒合適的，買來的便宜正裝遮掩不住青澀的心靈，最怕的就是別人問「簽了嗎」。然而，命運總是那麼不偏不倚，就在她收拾行囊走出校門的前一天，接到某技師學校的通知，好運找上門，誰也擋不住。前腳跨出校門，後腳又進校門，這次是當老師，身份的轉換多少不適，可是，經過一番歷練與打磨，小玉對這份工作產生濃厚的感情。
「比我簽得早的同學，不知換過多少份工作，而我，成為他們艷羨的對象。」小玉的就職經歷我給很多人講過，其實，對待命運就應有些嘲諷心態，別太較真。運氣就像小概率的彩票，如果你一味地仰着腦袋企盼，想到腦殼疼，極易會白白蹉跎；反之，如果你完全忽略，能夠放下不對等的比較，埋頭專注做好眼前的事業，那麼說不定它就會空降。可見，心態決定一切，在看不到的地方，它指揮着人生小宇宙的方向。
刷朋友圈，一則「詩詞婚姻慶典」的消息闖入我的眼簾。她，肢體一級殘疾人，他一隻眼睛傷殘，兩人結緣於網絡，走到一起，他悉心照料，彼此依賴。經常地，她會發一些生活小細節，她用唯一能動兩個手指縫補衣服，他給她包水餃、做菜餚，買不很貴的頭飾，每天推着輪椅給她曬太陽，為她留起長髮，梳頭、洗頭、暖腳，像呵護嬰兒一般，那種恩愛着實叫人羨慕，又感動萬分。
沒有多少卡的戒指，沒有優渥的生活環境，有的是兩人顛沛流離，「布衣桑飯，可樂終身」，嘗試各種辦法維持生計，從未有過氣餒，後來她邊寫作、邊做微商。現在迎來結婚八周年的紀念日。在親友們的支持下，舉辦這場特殊的詩詞婚姻朗誦會，兩人共同朗誦的是舒婷的《致橡樹》：「我們分擔寒潮、風雷、霹靂，我們共享霧靄、流嵐、虹霓。彷彿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這首詩用在他們身上恰如其分。
由這對殘疾夫婦我不禁聯想到北京家政大嫂范雨素。幾乎一夜之間，范雨素紅遍大江南北，「活着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慾望」，此金句不知戳中多少人的心靈。遠方的余秀華，曾帶給我們搖搖晃晃的詩意與堅韌，當下，范雨素又帶來底層生存的鏡鑒，排山倒海的轉發與評論，成為前所未有的娛樂盛宴。《我是范雨素》，我讀出心酸、無力、悲情，還有苦難中奮力向上攀援的不屈，於大城市的卑微罅隙中蔓延，難以成勢，卻總有繁繁點點的亮光，給人以慰藉，給人以力量。
范雨素，包括她的強勢母親，愛好文學的大哥哥，年薪九萬的大女兒，很多無法解釋清楚的東西都可歸咎於命運。但是，有個問題不得不直面：還有多少「范雨素」需要被關注呢？這就要進一步思考，這個社會更需要的是「范雨素」的引路者。
比如張慧瑜，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偶然機會，在暑假期間以志願者身份進入皮村工友之家當輔導員，或文學賞析，或作品點評，這些看似沒用的東西往往成為救贖的繩索，如他的觀點，「對於大部分打工者來說，從事文學創作本身是逃離異化生活，獲得生命喘息的方式。」這也從側面照出一個事實，平視底層勞動者這個群體，我們這個社會做得還不遠遠不夠，不能建個工友之家、維權中心、服務家園，甚至更高大上的名字，應設身處地考慮他們日益增長的精神訴求，提供高質量的知識輸送和文學教育渠道，這才是根本。就像鄉村需要盧安克，城中村需要張慧瑜一樣，他們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文化使者。
有人說，我們需要范雨素，我認為，不如說是需要逆境中蹁躚起舞靈魂的滌潔與淨化。民謠歌手周雲蓬在書中寫到：「能看見什麼，不能看見什麼，那是我們的宿命。我熱愛自己的命運，她跟我最親，她是專為我開、專為我關的獨一無二的門。」去年，周雲蓬患上中風，「病要是還不好，咱就去阿根廷，去南極，地球這顆大藥丸夠你吃的。」字裡行間，流露出嘲諷態度，這是歷經大風雨大磨難後的超脫。
每個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范雨素的影子，只不過，很多時候我們礙於臉面無處傾訴，尤其是在功利主義至上的時代洪流中，很多人不自覺戴上面具，偽裝堅強，在各種「炫」風中迷失自我，唯獨沒有真實的自己。這種欲蓋彌彰的直接後果是，靈魂的淪陷，精神的萎靡，生活沒有質量，奢談幸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范雨素、余秀華、鄭小瓊等草根文學愛好者，就成為很多人的精神導師，在無度消費中獲取一種心理滿足，有種劣勢比較，以底層小人物的坎坷，彌補自己的失衡感，從而使內心生長的優越感得以舒展。
讓范雨素回歸范雨素，讓余秀華回歸余秀華，我們還有很遠的道路要走。某種意義上說，圍觀、追捧、消費、哄炒，恰恰折射出當下反映底層小人物的優秀文學作品太少，這是時代的使命。小玉離開的時候，買走我的幾本新書，那天恰好是世界讀書日，對我來說，很是難忘。記得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們社區主任問道：「你的書是免費發的嗎？」我尷尬不已，自費出版，搭錢又付出巨大時間成本，怎麼才能贏得尊重？第二本新書出版後，沒有人再這樣問了，喜歡的讀者自會找上門來，可我的心底還是隱隱作痛，碰見這樣的尷尬，「好好寫，有一天會住上大房子的！」
將文學與大房子扯到一起，實在是一種悲哀，可是，悲哀不等於絕望，因為我還在寫，在紙上耕耘，我從不奢望什麼，只希望每個字都能穩穩地揳進命運的縫隙中，活得充實一些，好看一些。或許，藝術家木心的感悟最能代表我的心情，「人啊，遵命吧，我的命很神，也很奇，但我並不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