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楨
近日，天鴿、帕卡兩颱風，5天內橫掃港澳；最終，兩地災情迥異。一方面，也確實反映港、澳兩地官民，防災、應災、救災、賑災意識與機制的落差；另一方面，亦與兩地天候、地貌差異相關。個別評論純因香港幸免、鄰埠遭殃，進而沾沾自喜；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失諸偏頗已甚。亦因一葉障目，而看不到香港，尤其是偏遠鄉村遇災的險況，實值社會上下警惕與反思。
天鴿中心風力在10級以上、帕卡也達8級，分屬強颱風及颱風級別；然而，兩者的風雨帶卻並不特別闊。換言之，同樣掛起10號或8號風球，但是，受到正面吹襲，還是在周邊掠過，所造成破壞之別，這次就尤其明顯。
香港之幸、澳門之不幸，就在於恰巧兩個颱風，特別是較強的天鴿，其風雨帶只是剛好蓋過香港周邊；然則，其風暴中心，卻正於澳門、珠海、江門三市一線狹窄地帶登陸。其次，打從東莞博羅以東，含深圳、香港、惠州，以至粵東、閩西、贛南，就進入了山巒地伏的華南丘陵帶，甚或間有高山。從風水學上，所謂藏風聚氣之地，其實就是避險條件較好的天然谷地與狹灣。
特區政府應告別「中環視角」
由於珠三角呈長狹漏斗形，位於出海口北部的廣州市、南番順一帶，雖亦面對水面，卻為前方濕地、陸地所擋。當熱帶風暴登岸、遠離水體而失去熱能、動能來源時，其破壞力一般都難以企及廣府、佛山一帶。然而，與香港同處大海之濱的澳門、珠海，卻是河口沖積區；不只欠缺高山而地勢甚平，而且每為低窪之地，遇天文大潮加上強風來襲，海水倒灌、城市癱瘓的風險和頻率，就遠比香港周邊為高。
就此而言，港、澳災情不同，主要還是兩地避風的地理條件不同、是次強颱風登陸狀況不同；其次才是香港預警、救援準備較充分所致。從另一角度講，究竟是整個香港都太平無事？還是政府和社會，有意無意間對某些區域的忽視？
愚以為，自殖民統治時代始，所謂「中環視角」，就導致政府和主流社會對新界、離島等偏遠地區的忽略甚或輕視；大量具風險設施，如垃圾堆填區、發電廠、污水處理廠，俱設於屯門、將軍澳等地，已成理所當然。與此同時，遠在殖民統治時代以前，就有原生中國人居住的百計村落，平時其水、電、煤、路，就從來未得三通一平。一旦遇有天災，上述地帶水浸、倒樹、封路的狀況，亦因公共資源投入長期不足，而遠比港、九嚴重。
告別殖民統治以後，作為中國之一部，即便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區全體官員，亦須盡速告別殖民統治思維。此外，香港700萬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當須居安思危。公共資源的劃分、公權力的介入，當然涉及市民權益公平性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亦當警惕，萬一再有強風來襲，威力不減天鴿，而路徑更靠近本港；防災、排水條件未如港九的新界、離島廣泛地區，不見得就無發生嚴重傷亡的風險。而澳門眼前災情，正當引為鑑誡。
例子之一，是筆者母親的故鄉沙頭角。眼前面對兩風來襲，陸港相隔、深具歷史意義的中英街，就如澳門內港舊區，深受水浸之患，而主流媒體鮮少報道。然則，無論從本土史還是當代史角度，都應當跳出「中環視角」，好好保育沙頭角，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改善當區民眾生活條件之餘，讓國人、港人，好好認識那段似近還遠的歷史。
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梅子林村村代表曾育安兄，就曾向特區新政府提出過不少既符合居民所需，又切實可行的建議。首先，可參照市區標準，建設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含街市、護老、圖書館、停車場等。其次，活化民初建築之餘，已劃為休憩用途的土地，當早日建成；並興建鳳坑附近的海濱棧道，以便利村民往返、傷健人士郊遊。
此外，筆者尤其贊同者，是育安兄所強調，偏遠鄉村的水陸交通，應當納入新界東北發展的宏圖中作充分考慮。總括而言，沙頭角等地村民的權益、福利和尊嚴，不應長期遠低於市區水平。鄉村的地貌、風土、人文與市區不同，應當依循自身的條件，作可持續發展，以作為香港商業化市區的輔翼。
城鄉郊應有各自經濟人文定位
如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荔枝窩村代表，以及育安兄等人推動的荔枝窩復耕、復村計劃，就甚值稱許。在荒廢村落與屏風樓之間，我們有各式各樣、中間落墨的選擇。在高密集市區、延展市區與郊野公園之間，港人可有不同的發展與生活模式。在香港的發展肌理當中，城、鄉、郊應當有各自的經濟與人文定位。
然而，地有分南北，人不應該分南北；說到底，偏遠鄉村居民生活及交通條件的基本保障，是不折不扣的人權問題。所謂公平，又何時在沙頭角等地體現呢？香港庫房水浸，與偏遠鄉村遇風水浸的情況同樣讓人咋舌。由於內地政府，從地方到中央同樣重視「三農問題」；一些財稅收入遠遠未如港澳的省市縣，其偏遠鄉村三通一平、民眾生活安樂，卻早已不成疑問。
同樣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經濟體，個別港人面對澳門，又是否五十步笑百步呢？反躬自省，在地區發展方面，香港又真的那麼平衡、那麼公道、那麼先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