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強 全國政協 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前年「旺角暴亂」，梁天琦等五人涉暴動案，歷經逾50日審訊，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暴動罪成，煽動暴動罪則不成立，法官將在聽取求情後作出量刑判決。作為「旺角暴亂」的禍首，梁天琦被裁定暴動罪成立是罪有應得，但更重要的是，判決向外界發出明確的信息：政治理念和政治動機並非脫罪和減刑的理由，對於違法行為不論其出發點為何，都不會影響法庭的判決，過去戴耀廷之流不斷散播所謂「公民抗命輕判論」，認為抗爭行為不會被重判，已經被法庭全盤否定。政治理念不能凌駕法治，這是香港法治的基石，梁天琦罪成彰顯了法治和公道。抗爭絕非「零成本」，以往囂張跋扈的梁天琦現在也要為自己的惡行懺悔求情，祈求法官輕判，廣大青年應引以為戒。
「旺角暴亂」是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香港另一次嚴重的暴力騷亂，當晚梁天琦與一班暴徒，以聲援小販為名，實際是故意挑動衝突，並且以磚頭等硬物襲擊警員，引發嚴重騷亂，行為不但衝擊社會治安，更罔顧現場市民及警員的人身安全，對社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根據香港《公安條例》第245章第19條，如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士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任何人干犯暴動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10年。因此，以行為及案情論，梁天琦觸犯暴動罪並沒有任何可質疑之處，陪審團一致裁定其入罪，正說明其罪行無可抵賴。
不能讓違法分子逍遙法外
但令人失望的是，梁天琦僅一項暴動罪成，而煽惑暴動罪卻不成立。當中可能是由於有關罪行門檻較高，過去亦鮮有進行檢控，上一次動用煽惑暴動罪作出檢控已是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騷亂，當中年輕示威者盧騏被控煽動暴動罪，但最終脫罪。這次梁天琦同樣脫罪，也引起社會不少非議，不少市民關注現時的煽惑暴動罪是否門檻過高，導致未能檢控暴亂的「禍首」，有關當局應研究修訂有關法例，以加強法例的阻嚇力。同時，一些有份參與「旺角暴亂」的人最終被法庭當場釋放，也令不少市民失望。檢控當局應檢視證據，並且提出上訴，以彰顯法治，不能讓違法分子逍遙法外。
值得指出的是，法官對陪審團作法律引導時特別強調，陪審團研究證據時，毋須考慮民生、政治理念或政治立場，而是根據事實證據裁斷，各被告是否曾作出觸犯法律的行為。而陪審團亦需要將過去從互聯網、新聞中獲得的消息拋諸腦後，只需按照各方正式呈堂的證據分析案件。法官重申陪審團在研究案情時不必理會被告的政治理念和動機，再一次說明不論犯人的政治理念如何，都不是脫罪或減刑的理由。
事實上，去年高等法院就2014年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作出覆核時已經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些人包括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認錯，更視之為光榮及自豪的行為，這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影響部分年輕人。法庭並指出「崇高理想」並非求情理由。至於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更被法庭全面推翻，批得體無完膚。法庭在判決中已經就各種政治抗爭、示威行動劃清了界線：即基本法保障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但自由非絕對及無限制，而是要受法律的監管，違法行為並不受言論、遊行自由的保護。
戴耀廷「違法達義」論害人不淺
這個原則亦在之後的判決中得到沿襲和彰顯。這次「旺角暴亂」的審訊，梁天琦及其律師在辯護中不斷強調其政治理念，企圖博取同情，但最終都改變不了定罪的事實，這說明法律只認同和保護合法的權力和自由，違法者無論犯案動機，都不是求情及輕判理由。「公民抗命」涉及犯法，因此不能以「公民抗命」作為開脫罪行的解釋，法庭更會判處具阻嚇力的懲罰。記得當年違法「佔中」初提出之時，戴耀廷等人為唆使青年參與其中，不斷散播所謂「公民抗命輕判論」，例如戴耀廷曾向社福界介紹「佔中」時，就提到過去觸犯《公安條例》者，多數只被判罰1,500元。而根據《罪犯自新條例》，3年後就可以取消犯案記錄，「千五蚊一餐飯就無㗎啦，再加埋有洗底條例，3年後又係一條好漢。呢個係低投資高回報，喺香港爭取民主好着數㗎。」
但現在，法庭的判決已經宣佈「公民抗命輕判論」完全破產，恰恰相反的是，去年4月，「旺角暴亂」中縱火者楊家倫，被法官判處監禁4年9個月，這是同類案件中監禁時間最長的一個。法官在作出量刑時特別指出，無論目的為何，都不能挑戰法律底線，重判是要「以儆效尤」。在面對違法衝擊愈來愈猖獗的情況下，法庭有責任通過判決保障社會秩序，任何暴力衝擊都不會被輕饒。梁天琦必須為自己的暴行承擔責任，而案件也告誡廣大青年，不要以為違法「零成本」，否則不但一生前途盡毀，更要遭受牢獄之災，將來悔之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