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調查是一種了解公眾對一些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方法，通過問卷調查來反映社會民意動向。上期已分析了民調的功能，本文從民調限制性的角度出發，嘗試指出民調實非萬能，我們不宜將其過於神化，才可避免受到誤導。
其實，不論民調如何流行與實用，「民調至上」的說法，幾乎從來沒有在美國得到重視。杜魯門總統曾說過：「如果摩西在埃及做一個民意測驗，我懷疑他到底能走多遠。」《聖經》中的人物摩西照着上帝的意思，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他這樣做時受到眾人的反對，因為大多數猶太人感到所途經的曠野，遠沒有在埃及受奴役時的生活條件好。
以基本原則行先
首先，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與當前民意之間存在着偏差，例如林肯總統簽署廢奴法令、羅斯福總統動員美國參加二戰、約翰遜總統支持人權法案、卡特總統決定中美建交以及克林頓總統主張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些決策均在公眾中有重大爭議和分歧，但他們均不為公眾的意志所左右。在某些重大政治決策上，是基本原則第一，而不是最新的民調第一。
民調的第二個限制是調查技術的準確性。這種質疑包括樣本量、抽樣方式、問題的設置方式、詢問技巧、訪問時間設定、訪問中向受訪對象預先提供的信息量、對數據的解釋、運用數據的方式。
在香港，由於民調數據的氾濫，尤其是不同利益團體競相利用民調結果支持自己的政策訴求，有時同一論題會有截然相反的調查結果，致使民調結果的可信度受到市民質疑。
市民所知亦有限
最後的一個限制是市民對某些議題的熟悉程度。一些民調專家曾考察在民調中的「模糊」現象，即公眾對於某些政策論題所知有限，甚或根本無所知，這怎麼可能給出適當的見解。
在許多時候，對於同一論題，公眾的關注程度差異極大，但在數字中並不能適當地顯示這一現象。
如認識了民調的限制，不要將其過分神化，或許不會出現2000年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風波。當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在報章撰文，指行政長官兼任香港大學校監的董建華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停止有關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
有關指稱引起社會巨大迴響，以港大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宣佈請辭告終，對特首的誠信造成了負面影響。
其實當年，如官員、市民及我們的學生，只要知道了民調可信性其實有不少的限制，實不應過分介懷，更應處之泰然，自然不會令事件演變出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