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張抗抗《愛的權利》塑造的弟弟舒莫，在席捲中國的解放思想運動浪潮的衝擊下，卻自願加入「異教徒」的行列，並且大聲疾呼道：「......休想用與世無爭的辦法，來保全自己的一生，避免我們父母的那種不幸，實際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只有鬥爭。當千千萬萬人民掌握了科學與民主的武器，他們愛的權利才從此不會再被剝奪！」
作者通過舒莫的這一番慷慨陳詞，申明了只有人們奮起維護人的價值和尊嚴，才有積極的意義。
繼《愛的權利》後，張抗抗發表了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原載《收穫》雜誌八零年第三期），不論是在時代背景或社會影響上，這篇作品比以前寫的都更廣闊而深遠。
作者通過荊原一家的悲劇，透視產生悲劇的社會根源，並且指出「文革」後遺症對今天社會和青年的影響。
十年前被錯劃「右派」的荊原，雖然恢復了名譽，但是他所失的一切，是無法彌補的：他的愛人羅阡攜着兩個兒子，為生活所迫改嫁了，但心靈的缺憾卻難以填補，她變成俯仰隨人、靈魂孤僻的「無脊椎動物」。
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兒子郭立檉因搞技術革新，「文革」期間被指為走「白專道路」，迭受打擊，在戀愛的道路上又歷經波折，精神上深受創傷，最後變成性格古怪、與世無爭的「軟體動物」。
二兒子郭立樞從「當年那個耳朵大、大眼睛圓圓的」天真無邪的小孩，在「文革」中學成了弄虛作假、看風使舵，扶搖直上，以伺機整人為專業的「兩棲動物」......這些被扭曲了的「非人化」的人，是那個長期被扭曲的生活的畸形產物，而且這種時代的「怪胎」，還保留了下來，生活在現實社會中。
郭立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荊原被打成「右派」後，他隨着母親來到了原任省商業局副局長的繼父家裡，他把繼父當作自己的榜樣，以商人的眼光對待公家的利益和職權，他「學會了觀察和等待，學會了不動聲色」，鼻子伸得特別長，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具有高度的敏感，一有風吹草動，便蠢蠢欲動，以圖混水摸魚。
他在公開場合偶爾也罵幾句「極左」思潮、擁護「科學與民主」裝裝門楣，但一旦荊原到學校作解放思想、重用人才的報告，他又如臨大敵，以特務手段搞材料，找破綻，向上級通風報信，妄圖把荊原再次打倒。
當他的母親告訴他，他想方設法陷害和打擊的對象是他的生父後，他很快地從慌亂中鎮靜下來，並且以一種帶譏諷的口吻道：「不要弄錯，我從來也沒有承認過這樣一個父親，無論是戴帽的或是改正的。」
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這個奸狡成性的郭立樞卻是學校團委副書記，未來科學家的檔案最終仍依靠像他這樣的人來掌握。（《說張抗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