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新春佳節,親友拜年,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也是人們辭舊迎新、相互表達美好祝願的一種方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遠古時期。傳說當時有一種叫「年」的怪獸,異常兇猛。每逢臘月三十晚上,它便出來挨家挨戶地吃人。人們為免受其害,便把肉食放在門外,再把大門關上,躲在家裡守歲。直到大年初一早上,人們開門見了面,得知對方未被「年」吃掉,便相互作揖拜賀,慶祝平安無事,從此便出現了拜年之風。
隨着歷史的發展,拜年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純樸之中漸漸融入了虛假。特別是到了宋代,拜年之風日盛,而拜年的誠意也大打折扣。那時許多人並不親自拜年,而是令僕人把自己的名片送到要拜者的家中。名片送到,就算上門拜年了。而僕人也會偷懶,並不將名片交給所拜之家的主人,而是將它塞進這家的門縫便萬事大吉。這種敷衍失責、投機取巧的拜年,往往會鬧出笑話。南宋文學家周密在《癸辛雜識》中,就記了這樣一件事: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談。
文中,這位叫吳四丈的先生瞅準了名片拜年的空子,偷偷地將名片調了包,讓沈家的僕人在不知不覺中替他去拜年。一件荒唐可笑的小事,卻反映出當時拜年的虛假。
明清兩代,社交性拜年的風俗比宋代更盛,也比宋代更虛偽。宋代人拜年,尚只給親戚朋友或有來往的人送拜年帖。而明清時人們拜年,範圍卻大得多,除親朋好友外,連那些素無往來的人,平時遇見連招呼都不打的人,過年時也送拜年帖。還有的人根本不認識所要拜的主人,只是「望門投帖」,把拜年帖盲目地亂投一番。如明代北京東西長安街的住戶大多是朝廷官員。每到新年,來拜年的人特別多。拜年人根本不管所拜的對象是誰,只管從東街走到西街,一路「望門投刺」,挨家挨戶投拜年帖。那拜年帖也只是一張紅紙片,上書「某某拜賀」,連所要拜的主人的名字都沒有。
正因拜年者缺乏誠意濫拜年,被拜者也就虛與應付,並不親自接待,甚至也不派僮僕在門口接待,只設「門簿」和「代僮」收帖。所謂「門簿」,指放在門口專供來訪者登記的簿冊。拜年者上門,不必見到主人,只在這登記簿上寫下「某某拜賀」之類的話,就算拜過年了。所謂「代僮」,就是黏在門上的紅紙袋,類似臨時信箱,專門接受人們投來的拜年帖。因為它代替了僮僕,所以稱作「代僮」。拜年者只要把拜年帖投進「代僮」裡,就算拜過年了。客人不想見主人,主人也不想見客人。有了這「門簿」和「代僮」,也就主客兩便了。對這種虛假的拜年形式,許多有識之士都看不慣。明代大畫家文徵明在《拜年》詩中就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辛辣地諷刺了這種情不由衷、虛偽應付的拜年風俗。
清代以後,春節拜年依舊很熱鬧,但與之相伴的虛假不實也更令人生厭。著名作家梁實秋曾在《過年》中毫不客氣地批評道:「每個人咧着大嘴,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也不知喜從何處來,財從何處發,如癡如狂,滿大街小巷的行屍走肉。」「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鬧。」「胡鬧而成了風氣,想改正便不容易。」「 這樣說來,拜年豈不是成了一種『苦悶的象徵』?」梁先生儘管說得有些苛刻,但道理並不錯。而有的名人做得更絕。如著名學者錢鍾書,就直接抵制這樣的拜年。有一年春節,有位知名人士去給錢先生拜年,見大門緊閉,便舉手敲門。當門敲開一條縫後,這人剛抱拳對前來開門的錢先生說了句「錢先生新年好!」抬腿要進門時,錢先生卻將其拒之門外,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我很忙!我很忙!」然後很快就把門關上了。錢先生的這種絕情,正反映了他對虛假拜年的厭惡和反對。
當今,隨着高科技的飛速發展,拜年變得更加方便容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通過短信、微信、QQ、電話等多種形式拜年。然而與此同時,弄虛作假也更為普遍和深入。一些人連拜年詞都懶得寫,隨便複製幾句賀詞,下載幾段視頻,手指一點,就可給千里之外的人送上祝福,讓成百上千的人同時受拜。而那些賀語看上去花裡胡哨,不過只是些言不由衷、缺乏真情、搪塞敷衍、千篇一律的套話。正如畫餅不能充飢一樣,這些缺乏真情的拜辭也難以打動人心,只能令人生厭。誠如一位網友所言:「我們對別人發送的祝福忽視着,對自己發出的祝福敷衍着,短信拜年儼然成為了一種形式,沒有誠意的拜年短信,使得我們對彼此的祝福也變得那麼的虛情假意。」
以上,我們歷數了拜年的一些弊端,但並非說拜年一無是處。事實上,現實生活中也不乏真誠、美好、暖人心的拜年。比如,領導到群眾家走訪,藉機聽取群眾意見,送上真誠的關懷和溫暖;親朋好友間互致親切問候,或交流一下思想,或相互關心體貼......這樣的拜年都值得充分肯定。而發揚這種真誠有愛的拜年之風,摒棄虛假應付的拜年之弊,也正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