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朱塞佩．托納多雷那部著名的《天堂電影院》當中有一群小孩兒，每當電影上映，他們就會以最快的速度穿過青磚紅牆的街道，跳鬧着等待魔法的降臨。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塊看起來平淡無奇的白布忽然跑出一些外鄉人更讓人驚奇的事了。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大抵都有些關於電影院的記憶。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候，遠遠看到放映員騎着自行車悠哉悠哉地從田脊邊過去，自行車後面架着片子，年輕人就會高聲問他今晚戲台在哪兒，放什麼電影，問完手裡的鋤頭就變輕了。晚上去打麥場，幕布早已架起來，麥垛上都坐着人。這時如果天氣不好，大家就開始擔心下雨，怕放映隊中間收攤走人。好在雨終於下了一點停住了，正收攤的放映員又重新開始轉動機器。對於觀眾，沒有比這更欣喜的事。一場電影看下來，心情於是圓缺了好幾回。
有時，電影院的記憶會與錄像廳的記憶混在一起。通常一到半夜，錄像廳老闆偷偷換上一些少兒不宜的內容，小夥伴馬上血脈賁張，這一夜就心滿意足。假如某日去了一家錄像廳，老闆沒有照規矩播放這些不可名狀的片子，心急的年輕人就會嚷嚷起來：「老闆，還不換片。」過不多久，觀眾就會如願以償。
這些記憶很真切快樂，但卻像是上輩子的陳年往事，和現在的生活格格不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電影院只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選項。在他們的眼中，獲得全世界也只是動動手指的事。
但電影院的存在不同於指尖下的世界。我初到杭州是七年前的夏天，正好是梅雨季節，天氣潮濕悶熱。我住在學校的宿舍，整個人情緒都不高。那時的下沙區還沒建設好，到處都是荒地，有人煙的地方就是幾所學校的教學樓，出門遇到的多半是學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刷着手機更覺孤單。心情慢慢變差，人會不由自主地感懷獨在異鄉的苦楚。忽然有一天，聽說遠一點的商圈東東城建起了一家叫做新遠的電影院。電影院很小，激光廳的屏幕也不大，但我很激動地跑去，從此有了一個固定的去處。
作為有別於工作、住所兩點一線的第三地，電影院就像是一成不變生活中的變量，給我循環往復的生活中帶來一些意外。每一次去電影院，都像是去會見一個人，他會給初相識的我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故事，或者是一部陰沉的文藝片，在聊哲學與人生。或者是《復仇者聯盟4》或《哥斯拉II》這樣的科幻片，給我一個異想世界，讓我遠離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於是從電影院出來，整個街區都不一樣了。看完災難片，夜晚的街區像是一個被摧毀的廢墟。看完科幻片，路上的汽車都像是來自未來的機械，在下午的藍天下泛着後現代時期才有的光。因為電影院，周圍的世界不再是以往冰冷的混凝土，成了我所喜愛的奇異空間。從此，我與此地合為一體。對於一個異鄉人來說，沒有比這種感覺更大的安慰。我因此常會把電影院看成是一個密友，聽它談天說地。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百變和想像力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尤其是，與電影院的聯繫還帶有一種半強迫的性質。進入電影院的那一刻，就好像與它簽訂了一紙合同，在這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要被迫接受一套完整的邏輯。對於已經習慣於在無序信息中拼湊邏輯的人來說，這無異於一種休息，不必再擔心信息的瞬息萬變，電影的故事是穩定的故事，整個人也隨之放鬆下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家周圍日漸繁華之後陸續又開了兩家電影院，進出的人總是絡繹不絕。或許在互聯網的世界，我們都是異鄉人，所以都需要一個這樣的朋友。它實現了我們對朋友的所有期待，既完整，又嶄新，又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