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差一點點，我的兩個孩子就沒了爸爸。」警嫂阿梅說這話時，丈夫阿力（Alex）遭暴徒割頸的事已過去一個半月，但她仍止不住後怕，強忍眼淚。「我怎麼也想不通，他（施襲暴徒）為什麼要這樣傷害一個人。我先生身為執法者，只是去做應該要做的工作。」
10月13日，星期天，黑衣暴徒在香港多處肆意破壞。阿力與同事奉命到港鐵觀塘站處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他們準備離開時，一群黑衣人尾隨叫囂。人群中突然伸出一隻持刀的手，直刺阿力頸部。
阿力回憶稱，發覺右後方有人戳了一下他的頸部，回頭看見一隻拿着武器的手，於是上前制服那個人。那一刻，他沒覺得痛，更不知道自己傷得嚴重。直到將襲擊者制服，他才發現地上有很多血，他的上衣也被血浸濕。
看到身邊的同事表現緊張，阿力猜想自己傷勢嚴重。到了醫院，醫生的診斷證實這一點：他的右頸被割開一道深5厘米的傷口，頸靜脈和迷走神經切斷。
「差一點點就傷到大動脈」
事發時，阿梅正在家準備晚餐，突然接到另一名警嫂來電，得知阿力所在衝鋒隊一名警長受傷。她立即給丈夫打電話，沒人接聽；發信息，沒有回覆。
10分鐘後，阿梅接到丈夫同事的電話，證實丈夫受傷，正送往醫院，頓覺頭腦「一片空白」。
「我當天沒有看新聞，不知道什麼情況，只知道他頸部受傷。」她說，她請母親幫忙照顧孩子，自己匆忙收拾丈夫可能需要的東西，慌亂中「不知道收拾什麼好」。
趕到醫院，阿梅看到丈夫被多名醫生圍住，等待手術。「他望向我，想跟我說話，但是聲音很小。」回想那一刻，阿梅聲音顫抖。
手術成功，靜脈和神經線重新接上。此後幾天，阿力待在重症監護室，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痛楚。
他回憶：「我雙手被綁住，因為醫護人員擔心我會抓到傷口。醫生用嗎啡幫我止痛。藥效過後，那種痛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經歷痛楚，阿力仍說自己「好彩」（意為「幸運」）。「醫生說靜脈、動脈和迷走神經是一組，慶幸的是我只是靜脈和迷走神經斷了。如果連動脈也斷掉，傷勢會更嚴重。」
如果頸動脈割斷，性命可能難保。這樣的「如果」，阿梅不敢想。她說：「醫生說過，差一點點就傷到大動脈......現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要確保隊員齊齊整整離開」
阿力從警20多年，不是沒遇到過險情，但這次成為一名仇警中學生暴力襲擊的目標，出乎他意料。
他說：「我遇襲前，覺得香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為警察就應該維持治安、執法，無關政治。對這次襲擊，我感到無言。」
對於襲擊他的那名18歲男子，阿力說，他不覺得憤怒，只是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幾個月，有些大學生、中學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襲擊警察、市民，破壞商舖。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
在他看來，很多污衊警方的謠言猶如「天方夜譚」，而有些年輕人竟會相信。「一個接受了這麼多教育的人，應該有獨立分析能力。我不明白有人會相信這些。現在香港社會出現太多歪理，而且有傳播力，這是不好的風氣。」
仇警歪理持續滋長數月，香港不時出現落單警察遭暴徒圍攻的情況。作為衝鋒隊的一名警長，阿力每次帶隊出勤都擔心有同事因掉隊而遇襲，因此通常安排同事先行，自己殿後。
「我要確保我的隊員齊齊整整地離開，所以我要留守到最後。」他說，即使自己受到襲擊，但如果讓他重新選擇，他仍會這樣做。
「相信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
出院後，阿力每兩三個星期要去覆診，還需接受至少半年言語治療。由於控制聲帶肌肉的迷走神經損傷，他的右側聲帶可能再也無法如常振動。目前他只能依靠左側聲帶說話，聲音沙啞無力，不時咳嗽。
「他現在不能大聲或長時間說話，有時想大點聲訓孩子都會走音。」阿梅苦笑道，他很想跟孩子聊天，但聲音太小，孩子經常聽不清。
說起孩子，阿力眼眶泛紅。
「我對家人有點內疚。」他說，這次受傷，不僅影響了他與家人的日常溝通，還讓他陪伴孩子的時間減少。他習慣一有時間就接送孩子上學，但這次事件後，他擔心被「起底」，不得不「低調」。
修例風波發生後，警察成為暴徒攻擊和網絡暴力的主要目標。香港警方最新數據顯示，6月至今，共有483名警務人員在相關行動中受傷，數以千計警員及家屬個人信息遭惡意洩露。
「我害怕子女因我而受到欺凌。」阿力說，「但我不認為做警察，或者這次受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力本是正面樂觀的人。他說，這次受傷後，他得到警隊很大支持，受到醫護人員專業細緻的照顧，更收到大量來自市民的慰問卡。「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維持治安和執法。」
阿梅說，丈夫受傷之初，她覺得很徬徨，幸虧有親友幫助，「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
阿梅問過丈夫，康復後是否打算返回前線，得到肯定答覆。她知道丈夫是一個「坐不定」的人，還想與前線同事一起工作，而她會尊重他的決定，支持他繼續做喜歡的工作。
現在丈夫每次覆診，阿梅都會盡量陪伴。「他說話吃力，我擔心他跟醫生講不清楚，出門也不方便。我能做的，就幫他做。」她說，「夫妻本就應該互相鼓勵支持。」 新華社香港12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