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為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和新興市場研究院特聘教授的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曾多次到訪中國或在中國做學術交流。科勒德克表示,自己是中國經濟的推銷員。作為長跑愛好者,科勒德克甚至還參加過北京的馬拉松,他堅信「長距離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式」。
科勒德克的新著《中國能否拯救世界?》(Will China Save the World;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正是結合他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從經濟與安全、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比較、人口與貨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性等視角,對中國經濟乃至未來世界發展變化的格局進行了「長距離思考」。■文:潘啟雯
科勒德克是一位視野開闊、具有獨立思維的經濟學家,他曾以政治家(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身份,帶領波蘭經濟轉型並成功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盟。科勒德克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敏銳觀察者,他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它就是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他也批評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性分配不公。科勒德克著述頗豐,出版過50多部經濟學專著,發表過關於政治經濟改革400餘篇專業論文,並獲得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獎提名。《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科勒德克的著作和文論常常成為全球化政治經濟討論和辯論的重要出發點。
世界將走向何方?
在世界主流觀點和普遍共識中,關於「世界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取決於西方將在何種程度上證明自己。當下人們可以看到,西方無法證明自己能夠正確地領導新一輪的「明日之戰」,因為它未能化解基本的文明挑戰,也無法確保整個人類,甚至西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要有效地確保這種「合理性」,需要面對三個劃時代的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關聯,必須同時解決。
在科勒德克看來,「要想解決作為文明生存和發展必要條件的存在合理性問題,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必須具有共同體意識。」這是全球化的要求,而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隨着觀察和研究的深入,科勒德克發現:現在之所以出現許多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在上一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政治全球化還處於起步階段」。世界經濟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的,但沒有實體來操縱它。認為有市場就足夠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引導和管理經濟資源及其流動的實體和機構。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西方還無人介入,更無法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
很顯然,如果出現能夠長期引導經濟進程和有利於共同體行動的機制,人們同時創造性地利用科技進步的巨大成果,就能改變這種狀況。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理論上是存在解決辦法的,世界經濟必須重新制度化。有必要將市場機制的力量與規章制度的力量結合起來,而後者必須依靠尚在發展的各國聯合的全球性制度化,而非僅依賴於某一個國家。這一任務能否成功完成,在未來幾十年間,在文明處於下一個十字路口時,或許可見分曉。
「中國主義」的可能
在為明日而戰時,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輕視,但也不應該被高估。
科勒德克把我們共享的全球化比作藝術畫廊。他發現,當今世界,人們正在繪製兩幅相互矛盾的圖畫。在第一畫作中,帝國主義,即西方資本主義,應該被東方的「共產主義」所取代。這是一種獨特的視角,還是一種極端的非理性?因為中國既沒有共產主義,也沒有試圖主宰世界。在第二幅畫作中,中國被認為能夠幫助世界解決經濟與環境的諸多問題,因為中國具有長期和全面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自私地關注自身利益。
價值觀的差異、利益的衝突、模棱兩可的境況、不明確的意圖都會導致對同一類事實的解釋大相徑庭。其實,世界並不會靠中國或者靠一兩個大國拯救,關鍵靠一種新的觀念,要發明一種新的價值體系,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就是科勒德克在書中提出的所謂「第三種主義」,用他的解釋叫作新實用主義,以中國為案例,又標為「中國主義」。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科勒德克認為「中國主義」凸顯兩大特色。第一,中國將在塑造新的全球制度秩序方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在過去40多年中由於高效的生產力,中國經濟在全球生產中所佔的份額顯著快速增長一樣,在未來幾十年,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將迅速顯著提高,這在某種意義上比在經濟增速上形成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超越更為重要。
第二,對許多全球政治和經濟形勢觀察家來說,中國成為以自由貿易或資本自由流動等為特徵的全球化的倡導者,是令人驚訝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迄今為止,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將全球化轉化為優勢,通過政府支持的出口促進經濟發展(充分利用凱恩斯政策工具,不少經濟學家會如此補充)。中國不可能反對全球化,相反,大多全球化的反對者來自富裕的歐美國家。
展望未來,不難看到中國日益增強的作用。比如,由「一帶一路」建設所帶來的中國影響力正在將世界的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兩岸的北美和歐洲轉移到以中國經濟為驅動力的亞洲。科勒德克由此認定:「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塑造未來世界的理想面貌,限制日益加劇的全球性威脅,同時降低經濟及各個領域的災難性風險。世界不應害怕中國,而應該相信中國。中國可能不會拯救世界,但可以幫助世界前行,避免翻車。」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歷史及延伸的未來遠比我們想像的豐富,甚至錯綜複雜。面對「明日之戰」中國如何助力世界前行,也許這是科勒德克給予世人的另一思考。
制度如同膽固醇
窮國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因為它們沒有掌握管理經濟和調節經濟進程的技能。科勒德克由此頗為贊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所提出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缺陷是造成經濟狀況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觀點。
基於此,科勒德克毫不諱言地指出,「制度將是未來之戰(『明日之戰』)的主要內容。」他甚至把「制度」和「膽固醇」作了形象比喻。
就像在生物體的血液中可能會出現膽固醇過少或過多的情況一樣,在社會經濟中,對於生產和儲備、分配和銷售,儲蓄和投資、銀行和金融、企業和國家,都可能會有過少或者過多的機構。此外,就像膽固醇有好壞之分一樣,機構也有好有壞。因此,並不是每一次制度變遷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均衡,有時正好相反。如果行政干預和監管不是為了積累資本和優化資本配置,而是為了幫助官僚化和腐敗的國家機器,讓臭名昭著的官員和政治精英去攫取經濟活動的集體成果,那麼這就像壞膽固醇。體內缺乏好膽固醇,或者壞膽固醇增多時,機體會受到影響。如果國家的監管職能薄弱,允許不道德的商人、聲名狼藉的資本家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科勒德克為此不忘提醒國人:在當代中國,這種制度風險是非常高的,因為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最終解決。考慮到現在經濟體制並不成熟,以及經濟監管領域的諸多變化,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監管過度,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會導致監管不足。很難說這兩種情況哪個對中國會構成更大的威脅,都應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