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對於很多電影來說，國際大電影節至關重要。有了它的承認，一部影片就能瞬間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而這一切就發生在朱唇輕啟之間。好像頒獎人吹一口氣，小紙片上的字就變成梵高筆下空中的星，永垂不朽了。就連主創也被這口氣吹到了下一部電影面前。娛樂業的行話管籌錢叫「扎錢」，可見錢來得不容易，不過頭戴電影獎的桂冠，這一切都不難了。
奉俊昊是個例外，他久已成名。這部《上流寄生族》只能算錦上添花，早已不像早期電影的成功那麼讓他激動。不過《上流寄生族》還是不一樣的，它在去年五月斬獲了康城金棕櫚獎之後，這次又一舉拿下奧斯卡。來自歐洲和美國的承認，相當於讓奉俊昊受到了文藝和商業的雙重肯定，這種榮譽絕不多見。所以這一次，連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很高興，表示要給奉俊昊這樣有銳氣的導演提供更大膽的創作環境。
要說一部赤裸裸表達階層對立的電影能獲得總統嘉許，這倒不是說總統鼓勵造反精神。說到底，這只是韓國一個傳統。對於韓國政界來說，影視不過是振興韓國文化的一個籌碼。內容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影響力。所以，韓國劇集走的是大眾路線，捧着一眾明星，閃耀着膠原蛋白的光輝。劇情往往兩男兩女，男二代表着絕世好男人，女二總是心機婊。至於男一和女一，一個醜小鴨，一個不諳世事且富貴。之所以要將劇情設置成這樣，倒不是編劇寫不出別的劇本，純粹是因為大家喜歡看這樣的劇情。尤其是女孩子，在附身於平凡的女一之後，可以毫無愧疚地一腳踢開女二，痛苦地徘徊於溫柔多金的男二和不諳世事的男一之間。最後終於還是選了單純又叛逆的男一。畢竟在戲裡，安全感不重要，重要的是情趣。
至於韓國電影，完全不一樣，時刻體現着極端的愛憎分明。或者揭露貧富矛盾，比如《上流寄生族》；或者暴露社會問題，比如《無聲吶喊》；即便是表達愛，也是極端而詭異的，比如《母親》。所以，韓國電影歷來都是國際知名文藝電影節的常客。
遙想當年中國引進的那些早期韓國電影，可不是這樣的，它們和前十多年的韓劇一樣，都打苦情牌。只是2009年起，韓國成立了一個文化振興院（KOCCA），自此以後，電影和劇集就徹底分了家。在這個振興韓國文化的機構裡，電影都是項目制的。年輕電影導演琢磨出一個本子，就去申領一筆小錢，一般是幾百萬人民幣，勉強夠拍一部低成本電影。然後拿到國外參展，拿個獎就算翻身。倒也沒有誰規定電影都得拍成批判現實的樣子。只是這些年輕導演長期身處電影鏈的底端，懷才不遇的憤懣都是真真實實的，拍起來最有把握，所以這樣的批判精神反倒成了一種策略。久而久之，就成了後輩學習的經驗。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個新導演要出頭，只需設置一個不錯的懸念，再把醞釀出的情緒注入嚴絲合縫的劇情，立時三刻這電影就既純粹又情緒飽滿，而反思和純粹正好符合藝術電影反日常的標準。
不過對於奉俊昊，隨着他的成名，憤懣的情緒早就沒了。從《末日列車》到《上流寄生族》，電影當中的技術完全超過了情緒的表達。一種專業人士才有的精妙修辭，讓電影把有限的空間當成了貧富差距的鬥爭場。絕對戲劇化的對立因為接觸而產生殘酷的衝突，因此十分易於傳播。所以，奉俊昊目標很明確，他要表達一種絕對觀念，而非一種現實。於是，在這個不展示任何背景和物質語境的電影裡，除了導演的智慧之外，我們一無所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