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網上圖片編按：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以讀攻毒」。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是曾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McNeill）的經典之作。麥克尼爾於2016年去世，書留下來，在今日讀來仍如醍醐灌頂。《瘟疫與人》表面上看探討的是疾病的歷史，實則暗藏野心，試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在書中，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社會與科技似乎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們是否能依靠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穿梭書中文字，自有一番感悟。該書上周在台灣推出再版，本版節選文字以饗讀者。■文：麥克尼爾 譯者：楊玉齡 節選自《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台灣天下文化2月19日出版）
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
家禽 二十六種，
鼠 三十二種，
馬 三十五種，
豬 四十二種，
羊 四十六種，
牛 五十種，
狗 六十五種。
人類行為對大自然的扭曲
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着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秘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秘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
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 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
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
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
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佈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佔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着，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周，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
從傳染病的微寄生看人類社會的巨寄生
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
這種生產過剩，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抗體」。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
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
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訓練精良的軍人，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着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此外，我們很快將討論到，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持續激發抗體形成，這樣的社會比單純、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因此，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換句話說，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